《善与恶的发明》：人类“发明”了道德，却反过来对它顶礼膜拜|伦理|善与恶的发明|普世|自然法|道德观

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中，道德审判与社群对立早已不是新鲜事。2024年重庆“胖猫”跳江事件被扭曲为“男女对立”议题，网民基于片面信息对当事人女友实施网暴；2020年法国少女米拉因反击骚扰者涉及宗教信仰，遭大量血腥死亡威胁。

从公共政策到个人生活，从历史评价到明星私德，类似的道德论战无处不在，冲突双方都坚信自己站在“善”的一方，指责对方为“恶”。而《善与恶的发明》这本书，正是要解答“善恶观念从何而来”“是否值得为其反目”这些根本性问题。

追溯道德的起源，古代文明大多将其与神圣力量绑定，以此赋予道德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西方，《圣经·旧约》中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摩西十诫”，作为与以色列人的“神圣约定”，遵守戒律可得庇护，违背则会受惩罚，“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规范就此与神圣信仰相连；古代中国，儒家主张“人道即天道”，人间的等级秩序如男尊女卑、君臣父子关系，都被认为是天道决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们只能遵守无法改变；古印度以“法”为核心，“法”作为宇宙法则，是道德的来源与目标，不同种姓、性别、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法”与道德责任；古希腊的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等智人，也试图从世界本源中寻找道德的根基。

到了近代，西方思想界开启“祛魅”之旅，开始用理性探寻道德根基。情感主义者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认为，道德判断源于同情、共情等人类情感，道德上的“对错”是内心赞许或厌恶的表达；自然法理论假设存在源于自然、符合人类理性的永恒法则。康德的“绝对命令”更是将理性推至巅峰，他提出道德法则是“人类理性为自己立法”，需具备普适性。这些近代道德哲学的共同点，是拒绝无条件接受既有道德，主张通过理性思考确立道德依据，但它们都局限于抽象层面解决“何为善恶”，无法解释人类美德的产生过程及不同时代、社会善恶观念的差异。

绍尔则从历史视角出发，综合多学科前沿发现，将人类300多万年演化史中道德的“发明”过程，概括为七次关键跃迁。500万年前，非洲草原上人类祖先为生存开启合作狩猎，奠定道德基石的同时，也形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分野；50万年前，人类社会出现惩罚机制，约束了个体攻击性；5万年前，文化进化成为道德“发明”的核心动力，道德规范超越本能，向符号、仪式、规范方向发展；5000年前，人类社会出现贫富分化，道德从生存工具转变为维护秩序的系统。

不过，后续三次跃迁带有浓重的西方样本色彩。约500年前，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崛起、科技进步、民族意识萌发，形成以个人权利与契约为核心的道德观；约50年前，少数群体权利觉醒，以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为代表，道德视野扩展到多元身份承认；当代的“觉醒文化”是少数群体权利觉醒的升级版，道德关怀扩展到历史上所有边缘化、被压迫群体，甚至动物与自然环境。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根源，在于相关社会心理研究多基于“WEIRD人群”——即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社会的人群，主要是西方高学历大学生。这就引发了质疑：基于WEIRD人群得出的人类心理与行为模式，能否代表全人类？西方社会的道德发展方向，是否是全人类唯一的未来？此类“普世价值”是否忽视了其他文化中多样的道德实践？

从理论上看，道德关怀圈不断扩大，人类社会应更具协作精神、更和睦，但现实却是冲突不断。纵观历史，最惨烈的冲突往往源于深层道德观念与世界观的差异。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道德冲突的形态，它既实现了信息平权，让人们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社群，也通过算法推荐制造“信息茧房”，强化人们原有信念，社交媒体的标签化、情绪化表达阻碍了群体间对话，低成本的道德审判与攻击更是让网络暴力频发。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道德最初的功能是强化群体内部凝聚力以应对外部威胁，“群内-群外” 的二分思维模式已深植于人类认知。但有意思的是，冲突双方在基本价值层面，如对公平的追求、对痛苦的避免、对诚实的尊重、对亲人的关爱等，存在广泛且深层的认同。绍尔认为，当下许多冲突并非源于核心价值对立，而是源于道德观念精细化后，对价值的理解差异与优先级排序不同。比如慈善行为中对慈善方式、资金使用的分歧，或是在“自由”与“公平”之间的优先级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