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阻止技术浪潮，但我们能选择如何乘风破浪。”一、制度才是“看不见的手”
2024年12月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主礼堂。
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走上讲台，台下掌声雷动。
他的问题，直击全球经济的灵魂——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为什么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社会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阿西莫格鲁的答案是：制度决定繁荣。
不是“你拥有什么机器”，而是“谁能使用那台机器、为谁创造财富”。
他提出了一个简洁而深刻的框架：
效用-技术可能性前沿（Utility–Technology Possibility Frontier）
在给定技术条件下，这条“前沿”描绘了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繁荣。
制度不同，前沿的位置就不同：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推动前沿向外扩张；
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让前沿收缩。
技术可以是利剑，也可以是枷锁。关键在于，谁握着它。
二、殖民时代的“原罪”：制度塑造命运
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的研究，从殖民史中找到了答案。
在高死亡率地区（如热带非洲），欧洲殖民者不定居，只掠夺资源，
于是建立起以压榨为核心的制度。
而在气候温和、适宜定居的地区（如北美），殖民者建立了产权保护与政治参与制度。
这便是“殖民起源假说”：
初始制度差异，决定了现代繁荣的格局。
如今的美国与危地马拉、博茨瓦纳与刚果——
贫富分化的根源，不在自然禀赋，而在制度选择。
制度一旦确立，就会产生路径依赖，这既有思维惯性的因素，也有既定利益集团的顽固不化。
社会像一列驶入轨道的列车，想要转向，极其困难。而汲取型国家只会学习和模仿包容型国家的技术，却从不会模仿其制度。
三、工业化：当精英决定技术方向
第二次命运分岔，出现在工业革命。
蒸汽机、电力、工厂的出现，并没有自动带来繁荣。
关键在于：社会是否允许技术打破旧的权力格局。
在英国与美国，包容制度让企业家创新、工人组织、政府反垄断；
在拉美，地主与寡头拒绝技术扩散，宁可停滞也要维持权力。
结果显而易见：
英美走向工业社会；
拉美陷入资源垄断与低效增长的循环。
阿西莫格鲁指出：
“技术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权力结构。”四、进步时代：制度的自我修复
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带来了垄断与不平等。
但美国并未沉沦，而是通过制度改革实现“自我修复”：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打击垄断；
建立联邦储备体系；
推行累进所得税制度。
这些改革重新分配了权力，让新技术的红利更广泛地惠及社会。
阿西莫格鲁称之为：“制度前沿的上移”。
这是包容性制度最强大的能力——纠偏与再分配的能力。
五、AI时代：第三个“殖民节点”
当阿西莫格鲁谈到人工智能，全场陷入沉思。
他警告说，AI并非中立，它正在重塑社会的权力格局。
如果AI被用来取代劳动、强化资本，
它将成为21世纪的“榨取性机器”。
——劳动者的议价权下降，
——中产阶层萎缩，
——社会的繁荣前沿，反而可能倒退。
但另一条道路仍然存在：
如果AI被用于增强人类能力（human-complementary AI），
它能释放新的创造力，让繁荣重新扩张。
“未来五十年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AI的制度。”六、历史的回声：三次分岔的共性
从殖民时代、工业革命到AI时代，
阿西莫格鲁总结出三条共性：
初始差异被放大：小制度差异，在颠覆性时期决定国家命运；
权力斗争塑造轨迹：精英与大众的博弈，决定制度的方向；
意识形态影响技术：社会信念，决定技术是解放工具还是控制工具。
制度与技术，从来不是命运，而是选择。
七、中国语境：AI浪潮下的制度抉择
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格外现实。
我们正站在他所说的“第三个殖民节点”——一个算法与资本驱动的新周期。
表面是技术竞争，本质却是制度竞争。
谁能确保创新不被垄断？
谁能让技术红利惠及多数人？
谁能让AI成为“放大人”的力量，而非“替代人”的工具？
（1）警惕“过度自动化”的陷阱
AI与自动化正快速改变中国制造业。
效率提升的同时，劳动者议价权下降，中小企业被边缘化。
“去人工化”若成为信仰，社会前沿或将收缩。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奇迹来自包容增长；
未来四十年，若AI红利集中于头部资本与平台，包容动力将被侵蚀，所有的小企业最后是否都会沦落到成为大企业大平台的工具？
（2）制度选择：让AI增强人，而非取代人
“亲工人AI”（human-complementary AI）是阿西莫格鲁提出的关键方向。
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
教育制度要更灵活，培养AI时代的新型劳动者；
企业制度要更透明，防止算法滥权与信息垄断；
监管制度要更前瞻，让创新与公正并行。
技术中立是假象，制度选择才是真实。
（3）制度创新：中国方案的可能
AI让权力重新集中于算法与资本。
要避免“数字封建化”，中国必须在制度上给出新答案。
通过共建式AI治理体系——
让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与公众共同参与，
定义AI的伦理边界、分配规则与社会责任。
这不仅是监管问题，更是制度创新。
中国是否有可能率先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AI制度模式？
这正是未来“制度红利”的新来源。
八、人类始终有能力，让技术向善
阿西莫格鲁在演讲结尾说：
“制度与技术不是宿命，而是人类意志的体现。”
从殖民地矿山到硅谷服务器，
人类一次次被技术重塑。
但他让我们看到：
真正决定繁荣的，不是算法，不是机器，
而是制度设计与人的能动性。
如果我们能以制度智慧引导AI浪潮，
让技术服务于人类、服务于共同繁荣，
那这场智能革命，将不只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制度自信与人类意志的胜利。
最后的警告：
当AI成为新的“殖民力量”，
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制度的清醒？
繁荣，从不只是增长的问题，
而是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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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当后人问我对社会做了哪些贡献时，我会自豪地说，面对事实，我做了诚实的记录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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