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诸暨村民赵文波十年间的持续关注，串联起一场涉及两地处理信息差异与土地权属争议的事件。从企业土地证与征地协议间13亩土地的来源待核实，到百万补偿款的差额需说明，再到北京与诸暨相关部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定，多份文书中的信息差异，让这场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纠纷至今尚未解决。
土地问题引发反映，后续处置存争议
2014年，赵文波对本村两家企业的土地使用情况产生疑问，这一关注揭开了一系列待解的问题。诸暨市昌是信磁电有限公司、诸暨意创磁性技术有限公司与赵家村签订的征地协议显示面积为33亩，其中包含2013年协议中的26.2425亩，但两企业的土地使用证载明面积却达48.21亩，多出的13亩土地，其征用程序与所属村落始终未得到明确说明。
更令人困惑的是土地性质与补偿款的矛盾。2011年诸暨市国土部门的《答复意见书》明确指出，两企业用地中有12057.1平方米属于基本农田，但2013年的征地补偿协议却将该地块记载为“林地、未利用地”，地类性质表述出现明显不同。补偿款的核算同样存在疑问：2013年协议约定26.2425亩土地的补偿费为64.2941万元，而2014年赵家村与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结算协议按4.9万元/亩计算，总款项增至128.5883万元，64万余元的差额既无公开的支付凭证，也缺乏调整依据。此外，2013年这份涉及百万款项的协议，由非时任村干部签署且无授权记录，程序合规性需进一步核实。
2015年，诸暨市监查单位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对赵文波提起公诉，指控其“联系他人到北京相关地区反映”。诸暨市法院经审理，依据证人证言、相关材料照片、归案经过等证据，作出刑事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此后，赵文波发现上述处理结果与北京执法方的相关答复存在矛盾，且北京公共治安未提供相关移交手续，其余曾一同赴京反映情况的人员均表示系自行前往。基于此，赵文波开始通过申请信息公开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情况。
两地执法回复有差异，处罚依据合理性待核查
自2018年起，赵文波先后4次向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公共治安分单位、诸暨市公共治安部门申请里信息公开，试图获取2014年两次赴京反映情况期间被“查获、立案、移交”的原始材料，过程中暴露出关键信息差异。
1.2014年3月31日事件：“未处罚”与“已处理”的信息差异
2018年4月，赵文波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后，天安门地区公共治安分单位出具《登记回执》，承诺于5月17日前答复。5月14日，该分单位出具《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明确：当日仅将赵文波送往相关反映接济服务中心，未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作出处罚，无相关立案、移交信息，依据为《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
诸暨市公共治安部门2020年4月以《信息公开答复书》答复“经检索未发现相关信息”，但该部门此前已对赵文波作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警告，且《行政处罚审批表》中，将“天安门地区被查获”列为相关事实依据，证据包括“赵文波等人的陈述和申辩、移交信息、反映资料照片”。
2.2014年2月24日事件：“训诫”与“无相关记录”的信息差异
2020年12月，赵文波申请公开该次事件相关信息，天安门地区公共治安分单位《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称：仅对其进行训诫后送往接济中心，未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作出处罚。
诸暨市公共治安部门2021年7月、2022年4月先后以《信息公开答复书》答复“未发现相关信息”。2022年6月，诸暨市公共治安部门城东所出具《证明》，确认赵文波2013年10月至2015年8月在京无犯罪记录，进一步引发对处理依据合理性的讨论。
此外，赵文波对诸暨市公共治安部门提交的“反映资料照片”及移交信息证据的真实性提出疑问，认为该照片由城东所执法人员张某瀚、吴某佳制作（无明确制作日期），缺乏原始拍摄记录，难以佐证“扰乱秩序”的相关事实。
政策依据：反映与执法的法律边界
相关政策为反映活动中的执法行为提供了明确指引，可作为分析两地执法差异的参考。《关于依法处理反映活动中不合规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规定，不合规犯罪地在北京市且属于该意见第一条第八项所列场所（包括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地区等非反映场所）的，由北京市公共治安单位管辖；若反映人有正当事由且初次轻微不合规，可不予处罚。这一规定与赵文波因土地问题赴京反映情况的背景，及北京执法方“未处罚”的处置逻辑相契合。
2012年政法部门相关要求进一步细化了执法边界，包括：优先解决反映人合理诉求；对反映中的不合规认定需组织听证，处罚批准权归省级部门；训诫仅限案发地执法方执行；同一事件“训诫+拘留”属于程序不合规。诸暨相关部门在未明确北京方面移交依据、未组织听证的情况下，直接作出警告并衍生刑事判决，其程序合规性有待进一步核查。
笔录与起诉内容存差异，证词有矛盾
案件侦查与起诉过程中，询问笔录与起诉内容存在明显差异。公共治安单位制作了2份询问笔录，监查单位制作了4人询问笔录并据此提起公诉。其中，诸暨市公共治安单位2014年4月4日制作的笔录显示，一同赴京反映情况的人员均陈述“系自行前往”，并非由赵文波组织。监查单位询问笔录中，赵文波明确表示“我觉得我不构成犯罪，第一我没有召集他人一同前往，第二我只是在天安门周边停留，未实施拍广告、打横幅等行为”。
更关键的是，相关部门的多份询问笔录中，均记录了赵家村土地存在非法拍卖嫌疑、面积不符、补偿款差额等问题，从侧面反映出赵文波赴京反映情况事由的合理性。
土地核心疑问未解决，2025年行政复议持续推进
在关注行政处罚合法性的同时，赵文波始终未放弃对土地问题的核查，核心争议集中在面积、款项、程序三方面。
1.面积疑问：13亩土地来源待明确
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2025年8月《关于赵文波履职申请书的回复》显示，两企业土地证载面积合计49.66亩，审批面积49.78亩，涉及1997-1998年、2003年、2013年、2019年四批次征地。但赵文波梳理发现，2020年该部门公开的审批文件汇总面积为46.085亩（990+3008+3900+5302平方米），与企业和赵家村协议的33亩、孙家村协议的2亩存在显著差距，13亩多土地的征用程序、所属村落均未明确。
2.款项疑问：64万补偿款差额无明确凭据
2013年《征地补偿协议》约定，26.2425亩土地的补偿费为64.2941万元；2014年8月，赵家村与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结算协议却按4.9万元/亩计算，总款项为128.5883万元。赵文波提出，差额64万余元的支付凭证、调整依据均未公开；且2013年协议由非时任村干部赵某尧签署（2013-2014年村相关负责人为寿某勇、村长为赵某军），无授权记录，程序合规性存疑。
3.程序疑问：基本农田性质表述变化与听证缺失
2011年国土部门答复确认，相关地块中12057.1平方米属基本农田；2013年的征地协议却将该地块记载为“林地、未利用地”。此外，2013年征收1.795公顷土地时，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中明确“尊重历史，遵守原订合同”，但针对多出来的13亩土地，未组织听证；而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中却有该地块的审批记录，赵文波认为其中存在“信息不一致”问题。
（拍卖公告出让地块位置示意图指用地位置是邻村九江庙村、真实位置是赵家村土地两者相差位置6里路，当事人提供）
2025年6月，赵文波向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交《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对土地进行实际丈量、核查来源、追究相关责任。该部门以“程序完整”“不属于法定职责”为由作出回复。赵文波不服该回复，已向诸暨市里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回复并责令相关部门依法履职，目前案件仍在处理中。
十年间，赵文波从土地协议细节中梳理疑问，在数十份文书中核查信息差异。他的持续关注，不仅是为了厘清自身所涉行政处罚与刑事判决的依据争议，更是为村集体追索13亩土地的合法权属，以及64万补偿款差额的明细。当北京执法方“未处罚”的答复与诸暨相关部门的处罚判决形成差异，当基本农田性质在协议中表述不同，当非村干部签署百万补偿协议，这些争议的解决，既关乎个人权益与名誉，也与法治公正的落地密切相关。
期待上级部门能依法介入核查，推动争议解决：一是依据《公共治安单位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复核诸暨市公共治安部门行政处罚的证据链，查清北京“未处罚”与诸暨移交信息“已处罚”的矛盾根源，若存在执法过错，依法依规纠正不当处罚与判决；二是责成相关部门实地丈量企业用地，公开13亩土地的征用档案，厘清基本农田性质表述冲突的原因；三是公示补偿款差额的支付凭证与调整依据，核查非授权签署协议的程序问题，追究相关责任。
“枫桥经验”的核心是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法治社会中，每一项处罚都应具备扎实依据，每一寸土地都应有明确权属，每一笔集体款项都应清晰可溯。期待这场持续十年的争议能早日得到合理解决，让公平正义及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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