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诗牌说

这是我较早的一个个人猜测,推测社火图像中扛牌之牌,大概是类似诗牌功能的借用。

理由一:有诗文书写实例

在大部分社火扛牌中,面上为白板,但是山西屯留金墓中的社火壁画中所扛之牌,却有草书几行。这似乎说明,社火艺术图像中所扛的牌,就是用来书写的。社火艺术图像中所扛的牌,很多都是白板,而其中有书写内容,这就告诉我们,它大致类似我们熟悉的写字板,黑板。因为写字板大部分时间是空白的,写了字,才有内容,要换内容,擦了重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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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二:有古代生活现实证据

题诗墙壁并非都只是题诗粉壁墙,还能题诗屋壁、厅壁、亭壁、楼壁、殿壁、墙壁、寺观壁、驿传壁、山石壁等。

古代有一种特殊的类似小黑板的载体,叫做诗牌。诗牌最初为平整木板,供诗人在公共空间即兴题写,后衍生出"诗版""诗板"等别称。材质多为木质。宋周煇《清波杂志》记云:“信步至山椒一寺,轩名重湖,梁间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苏内翰留题。”登榻观之,即“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千万里,投老得归无”诗也”。可见诗牌为木质。

诗牌较早见于唐代文人交流。这种载体既可悬挂,也可便携。诗牌曾经在黄鹤楼扬名万代,崔颢的名作《黄鹤楼》就曾以木板诗牌形式展示,引发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

公共空间诗牌传统被宋代沿袭了下来,《容斋随笔》提及苏轼等文士有采诗牌作句的习惯,宋末方回《孟浩然雪驴图》曰:

往年一上岳阳楼,西风倏忽四十秋。

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有诗谁敢留。

其一孟浩然,解道气吞云梦泽。

其二杜子美,解道吴楚东南坼。

宋代杨万里《题周子中司户乘成台三首 其三》:

先生无劓何须补,上到乘成尽放怀。

松树尚堪驱使在,为公一一捧诗牌。

宋代王阮《重九再到张已隔世书诗牌后一首》:

碧纱笼底墨才乾,白玉楼中骨已寒。

泪尽当年联骑客,菊花时节独来看。

宋代赵汝鐩作《再登岳阳楼》诗曰:

岳阳城下系扁舟,与客同登百尺楼。

寻遍诗牌追旧句,恍驾岁律叹重游。

波涵君艑两山翠,天落巴荆一镜秋。

北望边烽犹未熄,敢忘后乐与先忧。

可见,在酒楼、寺观悬挂题写诗文的木牌在宋代十分普遍。

而且诗牌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北宋张舜民曾登上岳阳楼怀古而追述云:

辛卯登岳阳楼,楼有牌极大,乃前知州事李观所记吕洞宾事迹。李先知贺州日,有道士相访,自言遇吕先生,诵《过岳州》诗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始亦不知其由,其后李为岳州,有白鹤寺僧见过,道吕先生题老松诗,与道士之言相符。吕憩于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冉而下,致恭于吕。吕问之为何,乃曰:“某松之精也,今见先生过,礼当侯见。”因书二绝句于寺前壁间:“独自行兮独自坐,无限世人不识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又云:“朝游百越暮三吴,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醉吟飞过洞庭湖。”郡人于松下构亭,名曰“吕仙亭”云。

可见,张舜民既然感慨岳阳楼的牌极大,则第一,彼时各地诗牌有大有小,岳阳楼的明显大于别处,第二,这牌为什么这么大,是因为要描写吕仙事迹,牌小了无法容纳。所以,诗牌可大可小,是与所呈现的内容的丰瘠相关联的。

那么,诗牌的出现的由头是什么呢?之前,我们非常习惯于诗人文人或者自诩为人文者经常动辄题粉墙作诗,元稹题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序》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可见题壁现象的普及。名人所题往往就能流传,比如《题西林壁》,但是好诗句毕竟凤毛麟角,不可求,大部分的是陈词滥调,更多的是鄙俗村野。所以,酒店也不胜其扰。

据宋代周辉《清波杂志》卷十叙述云:“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驰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朋姓字,写途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辉顷随侍赵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

其实壁上往往不堪观。《文昌帝君蕉窗十则》中有云:“勿涂抹好书,勿滥写门壁,勿嚼诗稿,勿掷文尾”。可见,滥写门壁也成为了有辱斯文,需要警诫的道德自律。

所以,店家就由此产生了一个对策,那就是用可擦拭,可悬挂,可替换,可再生的木牌,给大家题诗,既保护了酒家粉墙的清洁,也给大家发泄骚气提供了通道,而且可以事后甄别优劣,去粗存精,分类处置,岂不妙哉。

《警世通言.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俞良到酒楼,因失意要解酒抒发胸中块垒,就让酒保去拿笔砚。酒保阅人无数,岂不知道这穷酸要干啥。

酒保道:“解元借笔砚,莫不是要题诗赋?却不可污了粉壁,本店自有诗牌。若是污了粉壁,小人今日当直,便折了这一日日事钱。”俞良道:“恁地时,取诗牌和笔砚来。”须臾之间,酒保取到诗牌笔砚,安在桌上。

这一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酒店中对酒客动辄要乱涂的尴尬,不能不许,又怕烂文俗句污染墙面,所以产生了诗牌的对策,而且在管理上,责成现场的酒保负责,一旦有人污染粉墙,则要扣酒保这个责任人的工钱。

《水浒传》中,宋江在浔阳酒楼墙壁上,醉后题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回,客人不仅乱涂于粉墙,而且题写了反诗,这回,浔阳酒楼的当值酒保看来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喻世明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故事中说得更明白,赵秀才去酒楼,“见案上有诗牌,遂取笔,去那粉墙上写下诗一首。”可见,酒家提供诗牌,写诗人不合乱涂,而应该写在诗牌上,然后悬挂于粉墙,乃是一种社会共识、默契与自觉了。案头已经放置了诗牌,已经跟提供碗筷一样,成为了酒家的一种服务。

所以,可写、可白、可擦、可挂、可换、可扛、可大、可小的木质诗牌,被扛在肩膀上,也是可行的。那么,诗牌可以被扛,那为什么在社火表演的艺术图像中被呈现呢?

理由三:从图像位次看诗牌作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社火图像中,扛牌角色的位置,我们排除出土资料中无序、不成组的状态,选取较为完整的序列案例来看一下。

1、侯马金墓出土社火砖雕 扛牌童子位置在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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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壶关上好牢宋墓 壁画 扛牌角色在正式表演行列的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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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牢1号墓《杂剧演乐图》局部(画面左半部分)李清泉拍摄

3、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壁画 扛牌角色在杂剧表演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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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屯留宋村金天会十三年墓杂剧表演壁画右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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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金社火花钱 扛牌角色在最显著的位置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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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戏风俗钱,胡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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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的理解,花钱穿上的位置,是最显著的,往往为主尊所预留,而在一个不设置主尊的行列组合中,位于穿上的角色,假设不是最重要的,那么肯定是排列在最前的。

加上,上述社火艺术图像中,扛牌角色多少都存在,在大行列,或者杂剧小组合中,都有领头的特征。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推测,这个扛牌角色,也许是一个首先出场的作用。这种扛着可以书写文字的牌,走在队列的最先,非常可能就是一个对观众进行主题引导的角色。奥运会每个国家的队列出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高举该国图腾国旗的引导者?

但是这个推测也有自己的不足,第一,社火扛牌之牌不仅有白板,有诗文文字,也有绘画图景,可见,不仅是诗牌的题写内容标题口号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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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牢1号墓《杂剧演乐图》局部(画面左半部分)李清泉拍摄

第二,由于美国诺顿博物馆藏明代上元灯市主题画卷中,明确地将社火角色所扛的牌,完全对应重复了案头屏风陈设。而案头屏风则是风景画,所以扛牌的确未必只是表示主题口令的招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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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队列表演主题呈现的功能,在美国诺顿博物馆藏明代上元灯市主题画卷中,由队列的最下方一组的领头者,以手持莲头牌的方式加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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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诗牌说也遇见了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格外聚焦第三个说法屏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