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这份名单是按标准编制的。”1955年9月的某天清晨，罗荣桓将装满文件的黑皮包搁在紫檀木桌上。毛主席翻开那份油墨未干的将帅名录，手指突然顿在某个位置：“这等猛将总不能化作个符号罗——吕俊生的名字在哪里？”
自邯郸战役的硝烟未散之时，太行山就流传着一段民谣：“九路围攻鬼打墙，鬼子见了都喊娘，若问天将是何人，邢台吕氏笑苍茫。”这位身高一米九的关西大汉，在抗日战争中期创造过单兵突入敌阵连斩27名日军的纪录，这样的战绩即便放在延安整风时期的《解放日报》上，编辑都要反复核对三次才敢刊发。
抗战爆发那年三十岁的吕俊生，恰似太行山里的黄栌树突然被战火浇醒。他本可以在家乡摆弄那些刀枪棍棒度日，偏要用丈二红缨般的身手去挡侵略者的膏药旗。有意思的是，当他在山东夏津第一次与日军白刃相接时，天刚下过雨，日军的昭和军靴在泥地里打着滑，却不知对面的庄稼汉能在湿滑之地耍出一套连环刀法。据战地记者记录，当吕俊生左肋插着刺刀扔拧断第三个鬼子脖子时，活着的日本兵开始用乡音念叨着“仏様（佛祖保佑）”。
这般骁勇之神迹不仅让日军胆寒，连我军指挥官都瞠目结舌。1939年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会上，有人拿军中的传言开玩笑：“三个鬼子换支三八大盖，四条人命换把指挥刀，那吕连长这是要集齐日军所有家当？”笑声未落，副总参谋长左权端着搪瓷杯踱进门：“说实在的，这样的战斗值，该给全军标个价码。”
到百团大战时，吕俊生的故事已化作战士们的强心剂。那年秋伏天，他带着三个班的战士伏击运输队。为突破日军装甲车的机枪封锁，这个卡车司机都要仰望的大个子，硬是匍匐在地一寸寸挪到三十米处。等他突然跃起时，活像平地里拔起座太行峰，两枚捆绑式手榴弹精准塞进装甲车观察孔——这一幕后来被军械专家指出至少有八处人体力学奇迹。更难得的是，他带出去的人几乎全须全尾地回来了。
1950年全国群英会上的吕俊生，指节粗大的右手戴着四枚勋章。陈赓见了他总要调侃：“老吕啊，你这手都够当笊篱使了，打算再添几颗星？”谁也没想到五年后的军衔评定如此令人纠结。说来这事怪得了谁？华北军区当年的干部档案里，白纸黑字写着“吕俊生同志已转业回乡”。可在老兵的集体记忆中，他的履历该用刺刀刻在太行石壁上。
不得不提的是军衔评判体系的复杂性。当时评定标准除了战功，还要考量职务、资历等多重因素。若按特级战斗英雄的平均晋升速度，吕俊生39年就该是营级，但现实是伤员过多的他在47年才当上营长。试想，要是有三个一等功就能升校级干部，只怕将星名录得用帘子卷轴不可。其实老吕自己也看得通透，回乡后有乡党问他想不想挂将星，他往青纱帐深处指了指：“遍地高粱穗，胜过胸前辉。”
那么毛主席那日的追问就耐人寻味了。鲜为人知的是，同一时期总政干部部曾秘密调查过十七位特殊贡献人员的档案。据机要员回忆，吕俊生的材料被特别装订成蓝皮本，扉页用朱砂笔写着“虎臣”二字。可惜转业手续像太行山的云雾般飘忽，等到问讯函送达邢台时，发现英雄早已把军装叠进柳条箱，转业证明书被压在谷仓底做了防鼠垫。
1970年冬末的县城电影院，《地雷战》放到鬼子抱头鼠窜的场面，满场观众里爆发出最洪亮的笑声。前排有个穿灰布袄的老汉突然仰面阖眼，隔壁的社员连忙去推：“老吕叔，这个可比往年瞅过的带劲吧？”谁料笑声戛然而止后，银幕上的火光映着的，已然是张红润如生的遗容。有人说他那晚的笑声隆隆似虎啸，有人说那是他把几十年的战火硝烟痛快咳了出来。守灵夜，有位胸前缀满勋章的老干部抚着棺材呢喃：“人家说战神归位要腾云，你个倔驴倒挑个最乐呵的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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