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正月初八,和珅被关进大牢;正月十八,被赐自尽,前后不过短短十天,一个曾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朝廷重臣,就这样被一纸圣旨扫地出门。
在临终前的审讯中,和珅竟对嘉庆说出了一个比他还贪的人名,这句话,不仅让嘉庆震惊,也让后人陷入深思:谁才是真正的大清第一贪?
干掉和珅,嘉庆没有犹豫;但听完那场谈话,他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清算背后,不只是清官整贪,还是一场权力与制度的交锋。
和珅是怎么爬上去的?
和珅并不是一出场就自带“贪官”标签的。他出身八旗包衣世家,父母早逝,靠亲戚接济长大,日子过得紧巴巴,但这人脑子活、嘴巴甜,最重要的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别人玩的时候他读书,别人读书他学外语,一口流利的满汉双语,还能说点蒙古话。这些在那个多民族帝国里,都是硬通货。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他当侍卫那会儿。有一天乾隆心情好,突然问他一句《论语》:“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也,”这意思是说,老虎跑出来咬人了,玉器在箱子里碎了,谁该负责,这是在考他。
和珅不慌不忙,张口就来:“言责在上,行责在下,”翻成大白话,出了事,上面有人要背锅。这话正中乾隆下怀,皇帝一听,眼前一亮:这小子懂事、不装傻。
从此以后,和珅就像开了挂,他知道皇帝爱听诗,就苦练诗文;皇帝信佛,他就研读佛经;皇帝爱热闹,他就安排南巡。
总之一句话:皇帝喜欢什么,他就变成什么,乾隆身边的老臣一个个退场,新人上不来,和珅这种“知道分寸、懂得陪伴”的人,自然就成了核心。
这时候的和珅,已经不只是皇帝的“心腹”,更是帝国权力的“第二中枢”,但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的贪念开始发芽。
富可敌国的背后
要说和珅贪,没人否认,他把大清的官职几乎都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想当官,给钱,想升职,再给钱,他手下有一张庞大的“卖官名单”,谁投钱多,就能上推荐表,进宫面圣,而乾隆有时候还真就听他的。
除了卖官,他还在工程上搞文章,修皇家园林的时候,他把十万两的工程报成二十万,完工后工匠拿不到工钱,连饭都吃不上,账面上好看,荷包里满当。
他还做起了商业,大搞当铺、盐业、典当行,甚至连老百姓家祖传玉佩都能被他的人强行收走,民间流传的“刘老汉典当玉佩遭巧取豪夺”的故事,虽然版本很多,但核心都是一个字:抢。
最让人咂舌的是南巡,乾隆晚年六次南下,和珅全程安排,地方官员被勒令“热情接待”,意思就是掏钱,一场南巡走下来,江南百姓苦不堪言,和珅的腰包却鼓得像米袋子。
但这些钱到最后,大部分还都用在皇帝身上,乾隆要修园林、要赏赐、要排场,都离不开银子,和珅就成了那个“找钱”的工具人,他确实贪,但他也在“替皇帝贪”。
这就像一个大火炉,皇帝坐在正中间,和珅是那个添柴的人,火越烧越旺,他当然热,但不是他一个人在取暖。
十天定生死
1799年,乾隆驾崩,嘉庆终于“扶正”,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对和珅早就不满,但一直忍着。乾隆尸骨未寒,嘉庆就动手了。
正月初八,和珅被捕;十天后,正月十八,就“赐死”了,这速度,像是早已写好的剧本,抄家的时候,朝野震惊,和珅留下的财产换算成白银,大约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几年的财政收入。
老百姓都说:“和珅倒,嘉庆饱,”民间的冷笑话,道出了这场清算的荒诞感,但最关键的一幕,发生在狱中。
据记载,嘉庆亲自审讯了和珅,问他:“你为何如此贪婪,难道父皇对你不好吗,”这不是质问,更像是情绪的爆发,嘉庆明白,和珅是父皇一手提拔的人,他自己小时候都得看和珅脸色。
和珅低头认罪,但也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这些年所“贪”的钱,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给乾隆花的。修园林、办南巡、赏赐大臣、满足各种奢华开销,哪一样不要钱,而皇帝又不能明着从国库里拿,怎么办,就让和珅“代劳”。
我虽然贪,但我是个搬运工,搬的是皇帝的欲望,这并不是狡辩,而是揭露。一个封建帝国的最高权力者,不必亲自伸手,也能借宠臣之手,间接掏空国库。嘉庆听完后,并没有反驳,但他知道,不能让这话传出去。
于是,几天后,和珅“赐自尽”,罪名写得清清楚楚,皇帝无情,国法无私,但真正的隐情,被掩埋在了那场对话里。
和珅没有说出“乾隆”两个字,但他已经说得够明白。在那个制度之下,最贪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个可以无需解释就花钱的人。
回头看和珅的一生,开头是荣耀,结尾是毒酒。他确实贪,但也聪明、勤奋、善于逢迎,他不是制度的破坏者,而是制度的产物。
“大清第一贪”这个称号,或许不该只留给和珅一个人,真正的“第一”,也许是那个可以不用账本、只凭一句话就能调动亿万财富的皇帝,是那个把国家机器变成个人享乐工具的权力系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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