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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战结束以来的七十多年里，日本始终以“和平宪法”作为对外形象的核心标签，在军事发展方面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自我约束。
然而近期的一系列政策转向彻底撕开了这层温和外衣。日本不仅公开提出将取消延续多年的武器出口禁令，更释放出可能自主研发核动力潜艇的信号。这两项重大突破形成合力，标志着其国防战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转向，直接撼动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
一个曾长期受制于和平宪法框架下的国家，为何在当下选择在军事领域全面松绑？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又将对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造成哪些深远影响？
这场变革的导火索源于一次关键的政治重组：2025年10月10日，公明党领导人齐藤铁夫与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举行闭门会谈后，正式宣布终止长达26年的“自公联合执政”模式。
作为过去制约自民党内强硬派的重要力量，公明党一贯对扩大军备和武器输出持审慎立场，尤其在防卫装备出口问题上坚持底线。如今这一政治平衡机制瓦解，使得日本推进激进防务改革再无实质性阻力。
紧随其后，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达成新的执政联盟协议，其中两项内容尤为引人注目：一是在2026年度通常国会期间全面废除现行防卫装备出口的五项限制类别；二是启动海上自卫队“下一代动力系统”潜艇项目，实质指向核动力潜艇的研发路径。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连发声，将这一战略意图推向台前。10月22日，他在内部高层协调会上要求防卫省全面检视现有出口管理制度，明确表示推动法规修订是当前优先事项，并强调国防装备输出是“塑造有利于日本长期安全态势的关键手段”。
仅仅五天之后，即10月27日，面对媒体关于出口政策走向的提问，他进一步透露，相关讨论将持续深化并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实际上预示着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根本性重构。这一连串举措并非仓促决定，而是日本多年来逐步放宽军贸管制进程的自然延续与最终跃升。
回顾历史脉络，日本的武器出口政策经历了从严格封禁到渐进开放的演变过程。
1967年，佐藤荣作内阁确立“武器出口三原则”，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联合国制裁对象及处于武装冲突中的国家出售军火。到了1976年，政府进一步强化立场，几乎实现了全面禁运。
转折出现在2014年，安倍晋三领导下的政府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旧规，大幅放宽转让条件，实质上放弃了半个世纪以来“不向海外输出武器”的基本原则。
此后步伐不断加快：2017年允许退役装备对外移交，2023年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军品出口，并解除致命性武器的销售禁令，甚至向美国交付“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
此次拟废除的五大类限制——涉及救援、运输、警戒、监视与扫雷设备的出口管控——正是此前仅存的技术性壁垒。一旦清除，意味着日本军工产品将彻底摆脱“非杀伤性”的伪装，全面进入国际军贸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冲突地区”的界定存在明显政治弹性。根据国会过往记录，朝鲜战争时期的朝鲜、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均被列为不可交易对象。
但在当前俄乌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却刻意将乌克兰排除在“冲突方”之外，为未来可能的军事援助或装备供应预留操作空间。这种选择性执行标准，凸显其防务外交服务于地缘博弈的真实取向。
小泉进次郎还特别指出，建立具备可持续性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而打破出口壁垒正是实现该目标的核心环节。
长期以来，日本军工产业高度依赖国内采购订单，市场规模有限导致研发成本居高不下。通过拓展海外市场，不仅能有效分摊投入，还可增强与美欧等盟友的军事协同能力，进而争夺全球防务产业链中的高端份额。
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无核国家，日本为何敢于触碰核潜艇议题？答案深植于其完备的民用核能基础设施之中。
目前全球范围内，唯有日本完整掌握了从核电站设计、燃料制造到乏燃料再处理的全链条技术能力。三菱重工、日立制作所与东芝集团三大企业可独立完成反应堆建造与核材料循环利用，配套协作企业超过两百家。
截至当前，日本境内储存的分离钚达5.5吨，另有35.2吨委托英法两国代管。青森县六所村的核燃料再处理工厂每年可提取4吨高浓度核材料，未来产能还将提升至每年9吨。仅凭现有库存中的钚资源，就足以制造超过2000枚核武器。
在核能应用层面，日本不仅拥有多种类型商用反应堆运行经验，在核聚变研究领域也已超越美国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依托超算平台实现三维模拟核爆试验，无需进行真实核爆即可验证关键技术参数。
这些技术积累表明，只要政治决策层做出决断，将民用核能技术转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开发核动力潜艇，技术障碍极小。
事实上，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签署的联合执政文件中已明确提出“探索引进核潜艇的可能性”，甚至一度考虑在正式文本中直接使用“核潜艇”表述。
当被问及相关动向时，小泉进次郎并未回避，而是公开回应称：“我们将评估所有增强威慑力与快速反应能力的选项，不会预先排除任何可能性。” 这一表态绝非偶然，结合日本正在推进的远程打击体系建设，其战略图景愈发清晰。
2023年，日本与三菱重工签署价值28.4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组建新型导弹部队，计划于2026年部署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并预计在2030年代前期完成射程达3000公里的潜射高超音速导弹研发。由此可见，东京正致力于打造“远程精确打击+水下隐蔽威慑”的复合型战力体系。
上述动向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显著压力。东北亚本就处于多重矛盾交织的状态，一旦日本全面放开武器出口，极有可能向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提供雷达、巡逻舰甚至反舰导弹系统，从而在东海与南海方向形成联动牵制。
而核潜艇的列装，将极大增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洋部署能力与水下突袭潜力，打破西太平洋海域原有的力量对比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这一系列调整并非孤立行为。其执政联盟协议中明确提出要提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大安保文件，并设定目标：到2027财年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2%。
此举显然是响应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期提出的“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意在深化美日同盟的战略绑定，强化集体作战能力。
从根本上说，日本当前的防务转向，核心目的在于弱化乃至架空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军事扩张的法律束缚，推动实现所谓“正常国家化”的长期愿景，追求事实上的“防卫自主”地位。
从连续11年上调军费，到逐步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再到试探核潜艇研发边界，直至酝酿修宪议题，日本正在悄然背离“专守防卫”的传统承诺。
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周边战略环境的复杂程度与不确定性显著加剧。必须保持清醒认知，坚定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区域合作机制，同时密切跟踪日本防务政策的后续演进。
东北亚的安全稳定从来不是单一行为体可以主导的局面，任何试图打破既有平衡的举动，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
尽管日本希望通过军事“解套”来提升自身地缘影响力，但这一路径是否真能如愿尚存疑问。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深度防务转型已经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也为整个区域的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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