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一艘由上海驶往南京的渡轮缓缓靠近采石矶,一位青年仰头饮尽最后一口烈酒。

片刻后,他纵身一跃,消失在滚滚江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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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朱湘,是那个时代最被寄予厚望的新诗人,也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的天才少年。

但命运终究没有厚待这位狂傲诗人,他一生清高孤傲,难以与世妥协,最终得来的,却是家庭破碎、幼子夭亡,妻子最终削发为尼。

他短暂的29年人生,究竟经历了什么?一代才子,为何如此落寞?

诗坛骄子

清末民初,战火和新思潮交错的年代,朱湘出生。

作为理学大家朱熹的二十八代后人,似乎这天生注定了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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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朱延熙,是清廷二品大员,门第显赫;母亲,则是张之洞之弟张之清的掌上明珠。

按理说,这样的出身足以保证朱湘锦衣玉食地度过一生。

但命运的割裂,却从一开始就不肯放过他。

他三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年纪尚幼的他,只能辗转在兄长家中,寄人篱下地长大。

朱家兄弟间虽然情分犹在,但强烈的长幼尊卑观念和家法森严的礼教氛围,让这个灵魂敏感的孩子早早对“依附”二字生出本能的排斥。

他不喜欢讨好,不愿妥协,从小就不合群,不听话,也不懂“懂事”二字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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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聪明,天资聪慧、记忆力惊人,诗文一学即会,外语也学得比谁都快。

在南京求学时,兄长原本打算将他送入军政路线,但他一心只愿读诗写文。

1919年,年仅十五岁的他便考入了清华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留美预备生之一。

这一年,五四运动在京城爆发,整个清华园内也沸腾如潮,朱湘便是在这样的时局中,迈入了他命定的舞台。

清华,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府,才子如云,俊彦遍地。

可朱湘一入学,便在芸芸学子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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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清华南院的一间简朴宿舍中,与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三人同居一屋,日日推敲诗章,夜夜对酌文字,四人意气相投,被誉为“清华四子”。

这个称号后来传遍北方文坛,甚至成为那个时代新诗派的文化符号之一。

朱湘的诗不同于那个年代普遍流行的激进、呐喊、救亡。

他写景、写人、写情,字字讲究音韵,句句细腻婉转,诗中总有一种特有的东方抒情和西方节奏感的交织。

鲁迅先生曾在私下称他为“中国的济慈”,这不是溢美,而是一种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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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的诗,有济慈式的灵性孤独,也有中国才子的悲悯执着。

但朱湘的才华和孤傲,是并行不悖的。

他从不愿低头,更厌恶形式主义与陈规旧制。

清华设有“早餐点名制度”,要求学生每天清晨前往食堂报到签到,以示自律。

多数人虽不喜欢,却也默认接受,只有朱湘却一再缺席,不但不屈服,反而在课堂和私下公开讽刺这一制度“非人”,称其“钻分数,失生活”。

他的偏执与反叛逐渐激怒了校方。

三次大过、二十七次迟到、无数次警告,最终清华破天荒地将这位才子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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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有多少人真正敢质疑学校制度,可朱湘用自己的方式,在那个年代做了个“不合格”的学生,却成为一位最真实的诗人。

1923年,朱湘独自一人离开北平,南下上海谋生。

他身无长物,唯一带走的,是那一叠叠亲手誊写的诗稿。

那年他风华正茂,却已注定,这一生不会走上一条平顺的路。

情归处

朱湘抵达上海时,码头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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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寄居在朋友狭小的阁楼里,每天靠给小报撰稿和翻译几篇外国诗文维生。

那时候,他的诗作仍偶有刊发,但报酬微薄,一篇诗稿不过几角银元。

城市的繁华,对他而言不过是玻璃后的世界。

孤独和贫穷像两只手,一左一右,掐住了他年轻的脖子。

就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无意中听说了一个名字,刘霓君。

这是他自幼指腹为婚的未婚妻,那女子原本出身书香门第,是昔日的大家闺秀,父母早逝后,命运将她也推入了这座城市的风雨里。

据人说,她在一家洗衣房谋生,白日洗衣,夜里睡在阴暗的宿舍,与十几个女工挤在一间低矮的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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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最初听到这消息时,心中并没有怜惜,反而有几分嘲讽。

他从来厌恶“媒妁之言”,厌恶被家族替他决定的人生。

更何况,他记得当年在清华求学时,她曾北上探望他,却被他当场喝斥回去。

那时的他年轻气盛,信奉自由恋爱,觉得这种“老派婚约”简直是束缚。

可这一次,听到她同样流落上海,命途多舛,他心底的冷意慢慢被一股说不清的柔软取代。

他忽然觉得,这个女子或许是唯一能懂他的人,同样被命运放逐,同样无依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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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托人打听了洗衣房的地址,在一个傍晚,独自前往。

洗衣房的空气潮湿混浊,蒸汽与肥皂味交织。

女工们低头搓洗,手上裂着血口,朱湘推开门时,刘霓君正背对着他,一身旧棉布衫,他只觉喉头一阵发紧。

那一刻,昔日高傲的才子忽然不敢出声。

她转过身,看到他,怔了几秒,泪水便不受控地涌出。

她还记得这个男子,记得他年少时倨傲的神情,也记得自己被拒的那一刻的羞辱。

但眼前的他,衣衫褴褛,脸色憔悴,目光却是温柔的。

那一刻,他们都不再是彼此记忆中的模样,而只是两个在风中相依的落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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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朱湘开始频繁去看她。

偶尔带一点面包和茶叶,偶尔只陪她坐在宿舍门口聊天。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理解“同病相怜”这四个字。

一个诗人,一个女工,他们的爱情没有浪漫的词藻,却有最朴素的温度。

一年后,朱湘带着刘霓君回到了南京,兄长看着这个出身平凡的弟媳,眉头紧皱,但朱湘的决心无人能改。

后来,两人举行了婚礼,这本该是幸福的开始,偏偏命运又投下了阴影。

婚礼上,兄长要求朱湘依礼叩头行父礼,他拒绝,只轻轻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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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一度僵硬,甚至演变成扭打,喜烛被打断,这婚姻,如那被折断的烛火,未必能长久明亮。

但婚后的三年,却是他们此生最甜美的时光。

朱湘对她体贴入微,每次出门,总记得买她最爱的饴糖,每晚写诗时,都会念给她听。

1925年,朱湘的诗集出版,立刻轰动文坛。

诗人徐志摩称他“灵气逼人”,闻一多盛赞他“是诗中天才”。

他与文坛名流往来密切,生活也渐渐好转。

第二年,在好友的斡旋下,清华竟同意让他复学,他带着刘霓君重返北京,学业、事业、爱情三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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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他顺利毕业,那一年,他还接到赴美留学的公派通知。

船笛长鸣,白雾漫天,她目送他远去的身影,心中生出从未有过的骄傲和不安。

后来,朱湘在美国三年间,写下了106封情书,句句深情,字字温柔。

那段岁月,是朱湘一生中最亮的光。

他终于有了爱人,有了家庭,有了被世界认可的身份。

可命运终究吝啬得可怕,那光亮来得太短,太烈,也太近。

世俗难

初到美国,他入读劳伦斯大学英国文学系。

白人同学在课堂上谈笑风生,他的英语带着东方腔调,却能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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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也一度惊讶于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他意气风发。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有一次,课堂上某位美国教授在讲述殖民文学时,举了一个例子,他将中国人比作“模仿性的猴子”。

朱湘当场起身,面色冷峻:“中国不是猴子,我们也不是附庸的民族。”

全场一静,教授尴尬地咳了几声,便匆匆转移了话题。

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掩饰对这个中国学生的轻蔑。

朱湘心高气傲,自尊又敏感,没多久,他便愤而退学,转入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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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命运似乎有意要与他作对,在芝加哥,他借阅图书馆的书籍时,被怀疑“未还书籍”,被图书管理员当众质问。

他的面色涨红,却宁死不愿道歉。

他又转学至俄亥俄大学,三年间,三易学府,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自尊的刺。

1929年,他放弃了未完成的学业,带着一身疲惫和一箱书稿回到祖国。

回国后,国立安徽大学聘请他任外文系主任。

校方看重他的学识名气,开出了月薪三百元的待遇。

那在当时已属丰厚,他一度以为,生活终于要安稳了。

刘霓君带着孩子搬来,他们的家虽然简陋,却充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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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日子没多久,安徽大学因财政拮据,开始拖欠教师薪水。

三个月未发,朱湘的积蓄耗尽,刘霓君见丈夫日渐消沉,心中焦急。

她偷偷托人,替他在一家工厂里找了份翻译的工作,想着只要渡过这段时光,一切都会好起来。

当她小心翼翼将这件事告诉朱湘时,他的脸色却霎时变了。

“我朱湘读书十年,是为去工厂打工?我是诗人,不是雇佣。”

不久,他们最小的孩子再沅病倒了,奶水断了,买不起奶粉,刘霓君跑遍街巷乞求救济,仍未能救回孩子。

朱湘看着他的小儿子,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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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霓君终于崩溃,她歇斯底里地喊着:

“你写的诗能养活谁?你写的理想能换来一口奶吗?”

第二天清晨,朱湘收拾了几件衣物,带上为数不多的稿纸,离开了家,没有道别。

刘霓君独自留下,面对残破的家与饥饿的孩子,她终究也走上了工厂的流水线,从一个诗人的妻子,变成了机器轰鸣中的女工。

而朱湘,开始了他最后的漂泊。

北平、上海、武汉、长沙、天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为了活下去,他卖诗、卖字,甚至向朋友借钱。

闻一多、苏雪林都曾在信中提到他,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是被世界逼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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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写诗,却再也无人问津。

昔日的光环早已褪尽,文学青年们讨论的新潮流里,不再有“朱湘”这个名字。

诗人终于明白,文字不能当饭吃,理想无法抵挡饥饿,可他又偏偏无法放弃诗,就像无法放弃呼吸。

最后一跃

1933年冬,渡轮自上海启航,朱湘一袭旧布长衫,手中拎着一瓶白酒。

这是他一生最孤独的归途。

他到处辗转,试图谋职,却无处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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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试过妥协,他尝试去教会学校讲课,去书店帮人编辑诗稿,甚至为富人家孩子做英语私教。

可每一份工作都维持不了几日,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他性子太烈,容不下半点委屈。

最苦的时候,他曾连续三天只靠凉水充饥。

而与此同时,远在南京的刘霓君,也彻底断了最后的念想。

小儿子早夭后,她彻底心灰意冷,从一个大家闺秀,到工厂女工,她的骨气在生活面前早已被碾碎。

最终,她决定削发为尼、出家清修。

他们相爱过、依靠过,也恨过、撕裂过,最后终于走向了两个极端的出口,她入了空门,他奔向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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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至采石矶,离南京不远了。

他站起身,缓缓走到甲板最前端,他仰头饮酒。

就在船靠近江岸的那一刻,他纵身一跃,长衫猎猎,在空中划出一道苍白的弧线,沉入冰冷的江心。

这个29岁的诗人,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他颠沛、清高、孤傲破碎的一生。

岸上没有人知道,他是曾经的“清华四子”,是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

那颗诗人的心,终于不再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