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头，一间平时开会用的办公室，被整得有点不一样了。
家具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床单被套是新买的，大红大绿，上头还摆了几朵塑料花，瞅着挺喜庆，但搁在这灰扑扑的地方，怎么看怎么别扭。
这屋子，是给溥仪和他分开了快十年的媳妇李玉琴准备的。
上头特批，让这俩人在这儿住一宿，算是给他们一个重归于好的机会。
结婚十四年，这还是他们正儿八经的第一回同房。
管教干部们心里都盼着，这一晚上能把俩人这疙瘩给解开，让溥仪也能更安心地改造。
谁都没想到，第二天窗户纸一亮，29岁的李玉琴出门就做了个决定，把所有人都给整蒙了——她要离。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时间倒回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跟炸雷似的，把伪满洲国那点虚幻的排场给炸得稀碎。
17岁的李玉琴，前一秒还是皇宫里的“福贵人”，下一秒就成了逃难队伍里的一员。
她本是长春一户普通人家的姑娘，就因为一张照片，两年前被选进了宫。
那地方瞅着金碧辉煌，对她来说，就是个大笼子，规矩多得能把人活活憋死。
她名义上的那个丈夫溥仪，整个人活在过去的影子里，心思古怪，俩人的婚姻，说白了就是一场给“皇室”撑门面的表演。
逃亡路上，她和抽大烟抽得神志不清的皇后婉容一块儿被抓了。
人家让她写个跟溥仪离婚的声明，那时候，个人算个啥，她只能提笔写了。
没过多久，婉容就在烟瘾的折磨中断了气，死得相当凄惨。
婉容的下场，就像一面镜子，让李玉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靠着那个已经烂透了的空架子过活的女人，最后是个什么结局。
后来，家里人把她领回了长春。
本以为能过上安生日子了，没想到又掉进了另一个坑里。
1946年，她被送到了天津一个叫溥修的族兄家里。
这个溥修，脑子里全是前清的老黄历，把所谓的“皇家脸面”看得比命都重。
在他眼里，李玉琴根本不是个亲戚，而是“皇妃”这个身份的活招牌，半点都不能丢人。
在溥修家的那五年，是李玉琴这辈子最黑暗的日子。
她成了个不要钱的保姆，烧火做饭、洗衣拖地，啥都干。
肚子吃不饱是常事，连上厕所用的纸都得省着用。
溥修给她立下一堆死规矩，不准出门，不准跟外人说话。
天津解放了，新社会鼓励妇女出去工作，李玉琴也想出去找个活干，换来的却是溥修冷冰冰的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八个字，就像刀子一样，扎进了李玉琴的心里。
也正是这地狱般的五年，把她对“皇妃”那个名头最后的一点念想都给磨没了。
她天天坐在屋里织毛衣，手指头都磨出了血泡。
脑子却越来越清楚：这个身份不是什么荣耀，是个咒。
她不图那个虚名，她只想堂堂正正地活下去。
1953年，李玉琴总算从溥修家逃了出来，回了长春娘家。
这时候的她，再也不是那个刚进宫时啥也不懂的小姑娘了。
她心里憋着一股火，要做一件大事：找溥仪。
她找他，不是因为还念着什么旧情。
分开了十年，又受了五年罪，她心里明镜儿似的，她和溥仪之间根本没啥爱情。
她找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前半生画个句号。
只要溥仪一天下落不明，她“福贵人”的身份就一天甩不掉，她就一天没法开始新生活。
她必须找到他，不是为了破镜重圆，是为了彻底分开。
就这么着，一个瘦瘦弱弱的女人，拉着个小皮箱，开始在偌大的中国地图上找人。
北京、天津、长春，她到处打听一个早就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皇帝”。
她住最便宜的小旅馆，在政府门口一坐就是一整天。
别人看着都觉得这事儿挺不着调的，可对李玉琴来说，这是她头一回为自己的人生去争，去抢。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55年夏天，一封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寄来的信，结束了她这场漫长的寻夫。
信是溥仪写的，信里头全是后悔和想念的话。
李玉琴二话不说，立刻就动身去了抚顺。
她还亲手做了双布鞋，带了些糖果，坐了十几个钟头的火车。
在高墙里头，俩人终于见了面。
溥仪老了，也瘦了，不再是当年那个阴晴不定的皇帝，成了一个正在接受改造的犯人。
那一刻，李玉琴心里头五味杂陈，有可怜，也有一丝丝的期待。
也许，他真的变了？
也许，俩人还有可能像普通夫妻那样过日子？
从1955年到1957年，李玉琴来来回回跑了五趟抚顺。
每一次见面，都像是一场拉锯战。
第一次去，她心里还抱着挺大希望，想着等溥仪特赦出来，俩人就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可第二次去，她就觉得不对劲了。
溥仪跟她说话、写信，字里行间总是不自觉地带着过去的那套想法。
可她呢，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妃子了，她想工作，想融入新社会，想当一个独立的人。
来回几次，她心里的疑虑越来越重。
她慢慢看明白了，溥仪需要她，更多的是把她当成一个精神寄托，一个和外面世界联系的窗口。
可她自己呢？
她已经29岁了，她需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一个能跟她一块儿扛事儿的丈夫，她还想当妈。
她的这些心思变化，管理所的干部们都看在眼里，也替她着急。
在他们看来，稳住溥仪的婚姻，对他的改造有好处。
李玉琴要是真提出离婚，肯定会影响溥仪的情绪。
为了“挽救”这段婚姻，这才有了开头那出“特殊洞房”的安排。
他们本想用这种方式，让这对特殊的夫妻重新找回点感觉。
可谁知道，这一夜，恰恰让李玉琴彻底死了心。
在那间临时的“洞房”里，她想要的温情一点也没感觉到，反倒觉得俩人之间的那道沟更深了。
她跟溥仪说，她想要个孩子，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愿望。
但溥仪因为早年在宫里头把身子搞坏了，根本满足不了她。
更要命的是，通过一晚上的谈话，李玉琴彻底看透了：就算溥仪改造得再好，他骨子里还是那个皇帝。
他理解不了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独立的人想要的是什么。
在他眼里，她还是他的“妃子”，是他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平等的伴侣。
那一夜，李玉琴彻底想通了。
她想要的，溥仪给不了，这辈子也给不了。
这段婚姻，就是她过上正常人生活的最后一道坎。
天亮以后，李玉琴一句话没多说，直接去了抚顺市的法院。
她对着法院院长，把离婚申请递了上去，话说得斩钉截铁：“溥仪是我过正常生活的障碍。
我想好好工作，过正常人的日子。”
溥仪一开始接受不了，他求她：“你是我在外面唯一的指望了。”
这句话，正好证实了李玉琴的想法。
她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在当时听来石破天惊的话：“我有权利寻找我自己的幸福。”
溥仪不说话了，他最后同意了，还拿出金条想补偿她，被李玉琴当场拒绝了。
她要的，从来就不是钱。
1957年5月，俩人正式离婚。
离婚后的李玉琴，好像换了个人。
她被安排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第二年，她认识了工程师黄毓庚。
这个男人很正直，一点儿也不在乎她的过去，他对她说：“我看重的是现在的你。”
他们结了婚，很快生了个儿子。
当30岁的李玉琴抱着怀里哇哇大哭的儿子时，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完整了。
很多年后，李玉琴当上了政协委员，在一次会议上又见到了已经被特赦的溥仪。
俩人像老朋友一样，很自然地聊了几句。
溥仪问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她笑着说：“很好，我有了儿子，丈夫对我很好。”
溥仪听了，眼神里有些复杂，最后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晚年的李玉琴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宫里头的首饰、文物，全都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那些东西，是她过去那段人生的见证，但对她来说，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李玉琴口述, 王庆祥执笔. 《末代皇妃的生死婚恋：我的前半生》. 团结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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