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的一天早晨，李元明忽然提高了嗓门：‘我干得好好的，怎么就不让我回炮司了？’”秘书愣在门口，外面阳光正烈。对话只几秒，却拉开了这位正兵团职将领晚年际遇的帷幕。
追溯履历，李元明1954年由合成军调入炮兵系统，算得上科班出身的火炮行家。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军职时，他把一个实验旅打造成示范单位，按说前程光亮。然而1966年风向突变，炮兵机关是全军第一批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部门。政委陈仁麒挨批后，司令员吴克华被迫离开，首长换成张达志，内部山头、人事、业务多线纠缠，机关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李元明夹在中层，表面稳住工作，心里四处着火——那几年，炮兵算得上“敏感处所”。
1975年整顿大军区，王平临危受命出任炮兵政委，专抓“落实政策”。短短四个月，他签收了厚厚一摞来信来访，不少老干部问题迎刃而解。可人事尚未彻底梳理，王平就被调去武汉，继任者张池明又宣布“全部重审”。机关内部有人调侃：“文件翻篇的速度，超过咱们加速射速。”笑声不久便成叹息，因为所有调整归于停滞，旧伤新伤再度交织。
到了1977年，炮兵政委卷入审查。李元明没被点名，却清楚：自己在机关影响力大，早晚会被波及。一年后果然撤职，安排到中央党校听课。外界揣测纷纷，有人说他在一次汇报会上“把话说硬了”，也有人说他卷入那场未完的干部政策风波。总政干部部副部长见他时口风模糊：“组织研究后认为，这是误会。”理由轻若鸿毛，但足够把问题定性为“误会”，既不深究，也不给复职——高明的“软着陆”。
党校七个月，他天天盯着公用电话。老战友来电鼓励：“等风过去，炮司肯定还需你。”李元明信了。满打满算，他才60岁，身体好、思路活，炮兵系统正缺熟悉业务的老参谋长。他带着复职设想去总政复谈，副部长却推过一份任命：炮兵顾问。“算了吧，向前看。”这句话不带情绪，却像闷雷，宣告职业生涯就此转弯。
有意思的是，顾问职位在当时属副兵团级，看似体面，实际不掌权。对熟稔兵棋推演、计划编制的李元明而言，这更像晚景安置。知情人后来回忆：“他沉了好几天，话都少。”王震元帅得知此事，让秘书转话：“工作的事先放下，别再较劲。”口气里是长者的劝告，也是组织的最后意见。
1980年春，李元明正式挂牌顾问。新一任炮兵司令与政委请他参加几次形势汇报，更多时候，是请他到训练基地转一圈。有人问：“李参谋长，这套阵地换装后火力配置可行吗？”他点点头，提出两条改进建议，却不再作决策。旁观者都看得出，他把边界拿捏得极严。对策划室里年轻军官而言，这位顾问像活史书，翻到哪一页都能讲出门道，却不会插手稿纸上的最终结论。
1982年，又一轮精简整编：炮兵机关降格为正军级，原有顾问编制直接撤销。离休文件盖章那天，他年满六十五，符合标准。一次聚餐上，好友举杯说：“老李，你终于可以歇歇。”他笑，却没接话。离休后，他常回家乡，探望老同学、看望在部队服役的侄辈。县里邀他出主意发展小工业，他欣然参加几次座谈，提出“交通先行、农副并举”的建议。地方干部说：“老人家懂全局。”末了仍是那句实话：“权不在手，能给的只是思路。”
不得不说，李元明的晚年算平静。他按时看军报，也关注新式装备试训。每逢重大阅兵，电视机前坐得笔直，见到炮兵方阵通过，才放松肩膀。有年轻人采访他，“当年要是复职成功，是否会有不同结局？”他只回答一句：“部队要向前跑，人得服从队形。”外界听来顿觉云淡风轻，但细想，话中两层意味：个人遭遇固然遗憾，整体建设更重要；同时，历史车轮一旦开动，哪怕误会澄清，岗位也未必原封不动。
这段往事启示一桩常识：军队体制调整，政治安全始终置于业务之上。再熟练的专业骨干，一旦牵扯到复杂的机关矛盾，想单凭资历回到原点，机会极小。制度所需与个人意愿之间，往往隔着一道无形墙。李元明能做的，便是接受新角色，尽量把最后几年的经验变成旁观者的意见库——这既是个人选择，也符合组织对高龄将领的定位。
看似简单的“算了吧”背后，是时代动荡与体制变革交织的投影。1970年代末的军队整顿，被称作“既要恢复传统，又要对结构大动手术”的阶段。有人起，有人落；有人留在岗位，有人绕了个弯。李元明属于中间样本：没有彻底否定，也没重返核心。对旁观者来讲，这条曲折路径，比单纯的荣光或失败更具提醒价值——因误会而停职，可以原谅；因整体方向调整而无法复岗，则是制度逻辑。
至此，再回望那句“我干得好好的”，情绪味已淡。经历过机关风浪的人都明白：个人能力固然重要，如何在政治与专业交界处保持平衡，更考验智慧。李元明退而不休，把剩余热量化作建议与注解，或许正因他认清了那堵“无形墙”——能翻过去最好，翻不过去，就站在墙边继续发声。这大概便是这位老炮兵最后的选择，也是许多同代军人共同面临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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