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高敬亭到底是功臣，还是一位‘隐患’？为什么毛主席读完项英电报后气得发抖，到了七十年代仍然耿耿于怀？”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1952年初，毛主席南巡到皖中调研，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前来汇报。谈完公事，傅大章随口说道：“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常提到他。”毛主席本来在听汇报时面带微笑，可这一说，表情瞬间变得悲痛，叹息一声：“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这个“他们”，指的正是当年新四军军部几位高级干部。
此后，主席多次提起这件事。到了七十年代，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他还是不忘指示有关部门再调查一遍，要给高敬亭一个公正评价。难道一位在大别山以寥寥数千人牵制国军十七万正规兵力、支援长征的名将，真的会因起义僭越而被错杀吗？
高敬亭参加革命很早，最初在鄂豫皖苏区并不出众。直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他留守的红25军面临伤兵、新兵混杂的窘境。那时候，吴焕先、徐海东都离开了，他成了根据地级别最高的干部。危急之中，他重建红28军，扛起了鄂豫皖党的大旗。
红25军伤亡惨重，被迫出走后他没赶上主力，又一次留守。那段时间，他不断整顿部队，吸引地方群众，和国军数次交锋，都以少胜多，因而赢得“名将”称号。毛主席后来评价他：“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极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可是，好景不长。张国焘到来后，苏区肃反愈演愈烈。留守红25军的三名政工干部——吴焕先、戴季英和高敬亭，都不同程度搞过肃反。高敬亭尤为严厉，把包括师长姚家芳在内的近千名指战员都肃清一遍。此后，他到皖西与红82师会合，又以肃清“第三党”之名抓林维先，虽最后只是发配苦工队，却让人心生忌惮。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高敬亭率部接受改编，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支队长，麾下有1500余人。随后一年多，他运用游击战术与日寇、日伪鏖战百余次，四次千人以上规模歼日1700余名、伪军4000余名，队伍迅速扩张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最强的一支。
如果只看战功，军部根本没理由铲除他。可高敬亭也并非完人。在留守苏区那几年，他的“清洗”已显擅权倾向；在新四军，他公然挟兵自重。中央派郑位三去接任副支队长，他不服，硬是不让人进队；中央再派戴季英，结果在公开欢迎大会上，他竟擅改中央命令，宣布戴季英只做政治部主任，还打压戴部下江腾蛟，差点把这位后来的开国少将也一并肃反，直到江腾蛟翻墙逃离才算保全。
而此时，中央屡次发布东进抗日命令，他要么以病为由推脱，要么在部队里制造拖延。叶挺、项英多次来劝，他都不置可否。1939年1月，项英给中央的电报已明说：“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上级指示极不服从。”电报措辞越来越严厉：“我们正在着手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一旦牵扯到同国民党官员的联系，他的忠诚就备受怀疑。
5月10日，叶挺亲自来到舒城，召开四支队干部会议，他当众传达东进指示，全体举手表示拥护，高敬亭也只得附和。可等叶挺一走，他立刻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叶挺只好绕过他，直接给各团下令。就在这僵持局面中，5月20日，四支队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着警卫班叛逃。敏感时间，敏感事件，军部一致认为这是高敬亭在背后指使。
6月4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令将高敬亭扣押。军长叶挺对他说：“数次派人指示你改正缺点，你都充耳不闻，实在可惜你的才能。”案子报到中央时，毛主席本想以教育为主，下令押他到延安处理。可叶挺、项英拿到蒋介石的允许后，6月24日在肥东青龙场便将高敬亭枪决。
项英电告中央这一结果后，毛主席气得发抖，电报语气冷漠：“简直是胡闹，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之后在七大上，主席专门找新四军代表周骏鸣谈话：“那个高敬亭，不杀可不可以？”周骏鸣答：“应该可以。”主席点头，无声胜有声。
年复一年，毛主席始终没忘这桩冤案。1975年，主席身体大不如前，却仍指示相关部门重新侦办。1977年4月27日，总政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为这段历史画上迟来的句号。
高敬亭的一生，既有震撼人心的战功，也有擅权自用的阴影。他的悲剧，不单是一位将军的失足，更折射了那段艰难岁月中，组织声音与前线执行的巨大落差。正因为距离遥远，中央的声音难以及时传到偏远根据地；也正因为环境险恶，地方干部常常以急公好义的名义行私权、搞清洗。高敬亭到底是立功还是立祸？他究竟是被他自己吞没，还是被体制误杀？这些复杂的因果，都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参考资料：信息来源：《新四军史稿》信息来源：《毛泽东年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