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繁荣不是英国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走运了。”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这一论断击破了长期萦绕在香港历史上的迷雾。
2019年接受采访时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香港的腾飞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密不可分，而非某些英国人自我标榜的殖民统治成果。
马丁·雅克实际说得直白，香港在1970年代末至1997年间经济发展蓬勃，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而非英国的殖民统治智慧。
“香港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连接的桥梁，这是历史机缘而非英国殖民者的设计。”雅克分析道，中国内地从1978年开始的渐进式开放过程，为香港提供了独特的发展窗口。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数据印证了雅克的观点。
2022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1.37万亿港元增长至2.86万亿港元，港股市值从3.2万亿港元飙升至58.6万亿港元。香港连续25年获评“世界最自由经济体”。
深圳的崛起从侧面反映了香港历史地位的变迁。曾经作为香港学生的深圳，如今已转变为中国的科技中心，在创新领域仅次于硅谷。而香港的竞争优势在逐渐消退，因为它不再具备唯一性。
而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治理结构完全是为殖民统治服务。
港督拥有绝对权力，立法局和行政局仅仅是咨询机构，华人被系统性排除在决策层外。直到1880年，立法局才出现第一位华人议员伍廷芳，但正如当时港督轩尼诗所言：“伍廷芳在立法局里等于零。”
殖民政府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堂而皇之。公园规定“中国技工和劳工不准在公园内穿行”，欧洲人与华人的居住区域严格划分，最好的地段保留给欧洲人。
然而在回归前夕，英国政府却开始急转舵。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指出，1985至1997年间，英国对香港制度进行了大规模修改，特别是在末代港督彭定康任内。
后来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推出了所谓的“民选立法会”。此前香港的立法局成员一直由港督任命，从未实行过民主选举。熊玠指出，英国人的目的是制造“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
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在临走前废除了《公安条例》和《社团条例》这两个关键法规。前者原本要求游行者必须向警方申请许可证，后者则授权港督可取缔任何涉嫌“里通外国”的社团。这些变更埋下了深远隐患。
不过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部分源于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马丁·雅克指出，香港经济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由少数财阀垄断，缺乏竞争力。
而这种垄断型经济特别体现在房地产领域，几个大家族控制了香港的土地资源和房产市场，导致房价高企，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年轻人上升通道狭窄。
面对这些挑战，香港需要“向北看”。马丁·雅克希望香港的年轻一代能够超越殖民时期形成的西方导向思维，更多地面向内地，从中国的视角思考未来。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步伐加快，香港正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升了香港与内地的连通性，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创造了条件
再看如今的维多利亚港，已不再是殖民者的广告牌，且这香港的未来不在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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