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法律的女孩在电话亭打电话，发现斜后方站着个穿中山装的老头。 她躲到另一头，老头却紧跟不舍。 追不上后，老头吐了口浓痰在女孩衣服上。 就是这个令人作呕的行为，让隐藏18年的“胡同杀手”终于现出原形。
当警察冲进田浩家时，这个街坊邻居眼中的“老好人”正在揉面团。 他一脸平静，直到听到“1994年井里的女尸”这几个字，手指无意识地抠着面盆边缘，嘴角挤出僵硬的笑。
这个每天在胡同口包子铺忙碌的田浩，就是制造四起连环凶案的真凶。 他同时也是警察们熟悉的“受害者家属”,十八年来，他不断询问警方是否找到了他离家出走的女儿。
1994年夏天，18岁少女刘珂在夜晚被杀害。 她因成绩问题与母亲吵架后，出门想去纸浆厂找父亲。在胡同里，被人一刀割破喉咙，拖行15米后扔进井里。
发现时，她两脚朝天，脑袋贴着井底，脸旁有一摊黑色的血。 内裤被扒掉扔在水泥地上。 法医没有找到精斑，但在指甲缝里提取到了上皮细胞，检验为B型血。
一年后的1995年末，女职工王菁下夜班回家，发现一个小红点出现在脚边。 她回头看到人影，开始逃跑，却被捂住口鼻。 “别乱动，我是胡同杀手，”一个声音说。 幸亏一位老太太骑车路过大喊，凶手才弃人而逃。
王菁到家才发现自己满身是血,背后被捅了几刀。 她提供的“激光笔”细节，成为案件重要线索。
1996年，公厕发现19岁少女尸体。 民警冉曦和赵赶鹅不顾恶臭，徒手在粪尿中寻找证据，只找到一块从裤腿上扯下的红布碎片。
每个夜晚，胡同里几乎不见人影，女工上下夜班都有家人接送。
冉曦和赵赶鹅，这对师徒警察的性格截然不同。 冉曦是个“老胡同警察”，熟悉每户人家的情况，办案靠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多年积累的“人情直觉”。
赵赶鹅则耿直、较真，甚至有点“轴”。 他信奉证据和规则，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 这种性格让他初期与冉曦冲突不断。
他们联手追查“胡同杀手”，却一次次陷入死胡同。 专家推断凶手可能“性功能有障碍”，师徒二人排查了一个又一个可疑对象。
王坤的出现让两人以为找到了突破口。 这个翻译是外来人口，比妻子大二十岁，家里发现了激光笔，血型也是B型。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孩子，原因是性无能。
抓捕王坤时，赵赶鹅犯下大错,他开枪打伤了王坤的腿。 事后证明，王坤并非真凶。 这一错误让赵赶鹅被调离一线，发配去管理枪支。
冉曦退休后在潘家园开了家古玩店，后来因肺癌去世。十八年的追凶，以这样遗憾的方式暂时画上句号。
那口浓痰成了案件的转折点。 学法律的女孩坚持要求进行DNA比对，结果与十八年前刘珂指甲缝里的上皮细胞完全匹配。
真凶是田浩,失踪女孩田畅的父亲。这个每天在警察眼皮底下活动的“受害者家属”，竟是隐藏最深的“胡同杀手”。
田浩声称，女儿田畅因早恋离家出走，他痛恨女儿不懂得夜晚的“危险”，于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女儿。
他制造凶案，是希望借助警察调查和社会舆论，告诉女儿“晚上出门不安全”，逼她回家。 这是一种变态的控制欲和扭曲逻辑。
田浩童年被关在棺材里的经历，加剧了他对生死和情感的扭曲认知。 9岁那年，姥爷捕鱼淹死，粗心的大人将他关在棺材里一整晚。 从此，他对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
在田浩眼中，家人是提线木偶，需受他操控。 当女儿进入青春期，他变得控制欲极强：闻女儿衣物是否有男孩气味，拐弯抹角问女儿是否还是处女。
这种控制最终导致田畅与男朋友私奔。 而田浩的“教育计划”却未能停止,他接连作案，试图用极端方式逼女儿回家。
田浩在胡同里是公认的“老好人”，邻居无不夸赞。 他被抓时，没人敢相信他是凶手。
专案组在调查期间，田浩不仅经常到警局询问“女儿案件”进展，还积极参与搜寻受害者的行动。 他利用“受害者家属”身份，完美避开所有嫌疑。
田浩对女儿的控制欲，某种程度上是童年阴影的延续。 当他发现女儿开始早恋，那种“失去控制”的感觉激发了他内心最深层的恐惧。
1994年案件发生时，没有摄像头，没有DNA技术。警察只能靠双腿奔波，挨家挨户走访。证据收集困难，破案效率低下。
冉曦和赵赶鹅在案发现场徒手扒找证据，面对满地的秽物，他们唯一的工具是经验和直觉。
十八年后，一口浓痰中的DNA成为破案关键。 技术的进步让隐藏多年的凶手无所遁形。
在田浩的案件中，那个学法律女孩的坚持同样重要。 她不顾“小事化了”的劝解，坚持将浓痰送检，才使案件出现转机。
刑侦技术的进步，加上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共同织就了抓捕凶手的法网。
当赵赶鹅拿着DNA报告冲进病房，冉曦已肺癌晚期。 他趴在他耳边喊“师傅，抓到了”，冉曦浑浊的眼睛动了动，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警号，就永远闭上了眼。
正义最终到来，却已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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