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冬天,美国法院的判决让65岁的张汝京当场失声痛哭。

这位把中国芯片从零推到全球第四的创业者,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台积电两次专利诉讼的精准狙击,不仅拿走了他的职位和股份,更是打断了中国芯片刚建立起的自主道路。

面对这样的结局,张汝京没有任何抱怨,只留下一句话:“大陆缺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这不是普通的豪言壮语,而是他用践行了一生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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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执念源自他的家庭,张汝京的父亲是冶金专家,抗战时期在重庆兵工厂炼钢造炮弹。

母亲学化学,本可以出国深造,却选择留下来研究火药配方。

父母用技术支援抗战的经历,让“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成了这个家庭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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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京在台湾长大,但他骨子里认定自己是中国人。

1977年进入德州仪器,从基层工程师一路做到副总裁,20年间在全球参与建设了十几座芯片工厂。

这样的履历,完全可以在美国过上优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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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90年代回国探亲时,父亲问了他一句:“你为什么不回大陆建一个?”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张汝京心里生了根。

当时的中国芯片产业十分落后,600多家工厂加起来,比不上日本的一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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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投了100亿搞909工程,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关键不是没钱,是没人、没技术、没经验。

而这些,恰好是张汝京最擅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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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张汝京辞去台湾世大半导体总经理的职务,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到上海。

很多人不理解,他在世大有股份,在台积电也有期权,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去大陆从零开始?

“建一家世界级的芯片厂”,这是张汝京给自己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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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摆在张汝京面前的困难,超乎想象。

当时大陆的芯片制造落后国际主流整整三代,人才空缺,西方国家的设备也对我们防着三分。

可这难不倒他,张汝京瞅准全球半导体行业不景气的时机,到处收购便宜的二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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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还发挥自己在业内的人脉优势,拉来300多位台湾工程师、100多位欧美专家。

游说华人在美欧卖房归国,把钱全都投到中芯国际。

为了省钱,张汝京把“抠门”做到了极致,办公室就是工地旁边的铁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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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办事,张汝京开的都是最便宜的桑塔纳,靠着这种省法,建厂成本比预算少了30%。

在引进投资时,张汝京也很有策略。

引入高盛、英飞凌、东芝等投资,但每家都只给个位数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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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要钱要技术,但控制权必须在中国人手里。

2000年8月打下第一根桩,13个月后,中芯国际的第一条8英寸生产线就投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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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速度快的令人咂舌,而更让人意外的是技术进步的速度。

2003年,中芯国际就突破了90纳米工艺,这意味着中国芯片第一次进入了纳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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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功来得太快,威胁也随之而来。

同年,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

以窃取商业机密的理由,要求张汝京赔偿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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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打了两年,最终以中芯国际赔偿1.75亿美元告终。

但台积电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中芯国际的所有技术资料,必须对台积电开放检查。

这等于是把家底都亮给了竞争对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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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台积电再次起诉。

这一次更加严苛:赔偿2亿美元,外加10%的股份,而且张汝京必须辞职。

此后中芯陷入多年低谷,技术停滞,人才流失,在最关键的爆发点,被扼住了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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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竞业协议,他三年内不能涉足芯片制造。

但张汝京说:“不能做芯片,那我就干LED。”

于是,61岁的他又开始了新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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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时间,他先后创办了亿瑞光电和升瑞光电,帮中国的LED产业实现了全链自控。

2014年,竞业期满,66岁的张汝京上马新升半导体,攻打国内芯片最大短板,300mm大硅片。

当时中国需要的12英寸大硅片全部依赖进口,日本信越、SUMCO等几家公司垄断了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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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两年,“中国第一根单晶硅棒”诞生。

这根硅棒的纯度达到了11个9,也就是99.999999999%,完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更重要的是,国产硅片的出现直接把市场价格拉低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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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材料问题,70岁的张汝京又盯上了产业模式。

到2018年,他在青岛创立芯恩半导体,推出了CIDM模式。

简单说,就是让多家企业共同出资建厂,共享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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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家企业交叉持股,既降低了单个企业的投资压力,又保证了工厂的订单来源。

2021年,芯恩的第一座8英寸工厂投产,专门生产功率器件和模拟芯片。

良率很快就超过了90%,这个数字连很多老牌工厂都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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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上百家中小设计公司终于有地方生产自己的芯片了。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900万辆,但车规级芯片90%以上依赖进口。

73岁的张汝京又坐不住了,转头加入上海积塔半导体,专门攻关车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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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京的策略,是把中芯国际已经成熟的工艺搬过来,针对汽车应用做优化。

同时推动芯片设计和整车开发同步进行,这样生产出来的芯片更贴合实际需求。

2024年初,积塔的第一批车规功率芯片下线,已经开始供货给比亚迪、吉利等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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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张汝京的创业历程,他的成功不是靠什么独门秘技,而是三个朴素的原则:

第一,是极致节省,他出差住快捷酒店,吃饭就是食堂套餐。

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投到了研发和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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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逆周期思维,别人恐慌的时候他扩张。

行业低谷时大量收购设备和招揽人才,等市场回暖时正好赶上产能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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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系统思维。他从不追求单点突破,而是找产业链上最薄弱的环节去补强。

制造不行就建厂,材料缺就做硅片,模式不通就创新CIDM。

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的回答始终如一:“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给中国补半导体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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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和专利壁垒,我们没有捷径可走。

但正是有了张汝京这样的人,一次次冲向最艰难的地方,中国芯片产业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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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开发布会,不上热搜,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如果你的手机、电脑、汽车里有一颗国产芯片,那背后大概率有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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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到2024年,张汝京用15年时间证明了:真正的强者,不是不会倒下,而是倒下后还能站起来继续战斗。西方可以用专利诉讼夺走他的企业,却夺不走他为中国造芯片的决心。“大陆缺什么,我就做什么”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一代人的使命。在中国从芯片大国走向芯片强国的征途上,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为民族产业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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