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医生，我们放弃治疗。手术费二十万打底，救回来也可能是个植物人，人财两空，不值当。”
冰冷的医院走廊里，陈广生的亲弟弟陈光荣对着一脸疲惫的医生，说得斩钉截铁，
“不行！”马小娥瘦弱的身体猛地挡在前面，声音因恐惧而颤抖，“陈叔他还活着！你们怎么能……”
“我们？”陈光荣像看一个笑话般上下打量着她，嘴角撇出刻薄的弧度，“你算个什么东西来跟我们说‘我们’？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云南丫头，在我哥那儿白吃白住了三年，就真当自己是这家的女主人了？”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刺耳又伤人：“我哥当年心软让你用人抵债，你还真赖上他了？现在他倒了，你哭什么？猫哭耗子！我告诉你，房子你别想，钱你也一分拿不到！赶紧滚！”
三年前，是陈广生的一句“没钱就用别的方式抵吧”，让她在这个城市有了一个屈辱的容身之所。
三年后，是陈广生亲弟弟的一句“赶紧滚”，要将她连同那段说不清的过往一起扫地出门。
所有人都等着看她的笑话，看这个被认为是“图钱”的外地姑娘如何收场，看这场长达三年的“交易”如何以最难堪的方式结束。
然而，在陈光荣不耐烦地催促医生准备办出院手续时，马小娥擦干眼泪，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举动。
一
马小娥第一次见陈广生的时候，他正在用一把掉了漆的茶壶给自己倒茶。
茶壶嘴磕掉了一块，像个豁牙的老头。
陈广生看人的眼神，就像街边修鞋的师傅看一只烂了底的鞋，先看看烂在哪里，再盘算要收多少钱。
他的房子在城中村的深处，握手楼挤得看不见天，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别人家厨房里油烟的味道。
“一个月，押一付一，水电另算。墙上不准钉钉子，晚上过了十一点不准大声说话。”
陈广生把一串钥匙扔在桌上，钥匙撞在木桌上，声音很脆，也很冷。
马小娥点头，像鸡啄米。
她刚从老家的绿皮火车上下来，身上带着一股超过三十个小时的汗味和方便面味。
她看着那间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光秃秃的木板床和一个歪着腿的桌子。
窗户外面是邻居家的厨房后墙，油腻腻的。但她很满意。
因为这里是广州，是她爹嘴里那个遍地是黄金的地方。
她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交了房租和押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够她吃一个星期的白饭拌酱油。
她在附近的一家大排档找了个洗碗的活。每天从下午五点干到凌晨三点。
大排档的老板是个胖子，肚子挺得像怀了八个月。
他总是用油腻的手指点着马小娥的鼻子说：“手脚麻利点，一个碗洗不干净，扣你十块钱。”马小娥就不停地洗，十个手指泡在兑了洗洁精的热水里，泡得发白、起皱。
她感觉自己的手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像两块用旧了的抹布。
她每个月最盼望的日子是发工钱，最害怕的日子是交房租。
每次陈广生来收租，都像是来讨债的。
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只是伸出一只干枯的手。
马小娥就把数了一遍又一遍的钱，恭恭敬敬地放进他手里。
他接过去，当着她的面，一张一张地点，然后塞进一个黑色的旧皮包里，转身就走。
整个过程，没有一点多余的温度。
马小娥觉得，陈广生就像他那间出租屋一样，阴暗，潮湿，没有一丝人情味。
她听说他有个儿子，在很远的地方，一年到头也不回来一次。他老婆也早就跟他离了。
他一个人守着这栋破旧的农民楼，像守着一座坟墓。
邻居们都说他脾气怪，认钱不认人。
那天，马小娥发了工钱。她把钱仔细地分成两份，一份是下个月的房租，一份是准备寄回家的。
她爹的腿有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要常年吃药。
她把钱塞在内衣的夹层里，觉得那里最安全。
她去邮局的路上，要穿过一条很长很乱的巷子。
巷子里人挤人，她感觉自己像被夹在沙丁鱼罐头里。
就是在那条巷子里，她感觉有人撞了她一下。
她没在意，等她走到邮局门口，伸手去掏钱的时候，才发现内衣的夹层被划开了一道口子，里面的钱，连同她的身份证，全都不见了。
马小娥站在邮局门口，太阳照在她的头顶。她感觉不到热，只感觉到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
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她没哭，也没喊。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根木桩。
过了很久，她才慢慢地走回大排档。
老板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子，骂道：“死了爹还是死了娘？还不快去干活！”
她走到洗碗池边，拧开水龙头。
热水冲在她的手上，她才感觉到疼，然后眼泪就掉了下来，一颗一颗，掉进油腻的洗碗水里，连个水花都没有。
那天晚上，她打碎了一个盘子。
老板从她这个月的工钱里扣了一百块。剩下的钱，还不够她吃半个月的白饭。
她躺在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漏水而形成的一块块霉斑。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回家，但是她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
她想打电话给家里，但是她怕她娘在电话那头哭。
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这个又热又潮湿的城市里，像一只掉进蜘蛛网的飞蛾。
第二天，陈广生来收房租了。他还是那样，站在门口，伸出手。
马小娥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房东……我……我的钱被偷了。”
陈广生脸上的表情没有变，还是那副死人脸。他把手收了回去，说：
“我的房子不是善堂。没钱，就搬走。”
“我下个月发了工钱就给你，双倍给你！”马小娥急了，抬起头看着他。
“我等不了。”陈广生说，“今天就搬。”
马小娥的眼泪又下来了。她看着这个干瘦的老头，觉得他比偷她钱的贼还要可恶。
她带着哭腔说：“我能搬到哪里去？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陈广生看着她，沉默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没有同情，只有一种审视。就像在看一件可以估价的东西。
过了半晌，他开口了，声音沙哑：“没钱……也不是不行。”
他指了指自己住的那一层：
“我那缺个做饭打扫的。你搬过来，给我做饭，打扫屋子，就当是抵房租了。”
马小娥愣住了。她看着陈广生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听着这句充满了暗示的话。
她觉得屈辱，像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在街上。但是她能怎么办呢？
她往窗外看，外面是灰蒙蒙的天，和别人家油腻腻的墙。
她知道，她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她点了点头，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二
马小娥搬到了楼上。陈广生的屋子比她原来住的大，两室一厅，但是更乱，更暗。空气里有一股常年不散的烟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那种陈旧的味道。
她住进了那间堆满杂物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是陈广生儿子小时候睡过的。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一种奇怪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日子。
马小娥不再去大排档洗碗了。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着陈广生转。
早上六点起床，去菜市场买菜。菜
市场的阿姨都认识她了，知道她是给那个孤僻老头买菜的。
她们看她的眼神里，总带着点说不清的意味。
马小娥假装看不见。
她学会了怎么跟小贩讨价还价，为了一毛钱的葱，能跟人磨半天。她以前在家里不是这样的。
她做的第一顿饭，陈广生吃了一口就放下了筷子：“太辣。”
马小娥是云南人，无辣不欢。她不知道广州人吃得这么清淡。
她没说话，默默地把菜倒了，重新给他下了一碗面。
面里只放了盐和几滴酱油。
陈广生吃完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从那天起，马小娥开始学做广东菜。她不敢问陈广生，就偷偷地问邻居家的阿姨。
时间久了，她学会了煲汤，把各种药材和骨头放在瓦罐里，用小火慢慢地炖上几个小时。
汤煲好了，整个屋子都飘着一股暖烘烘的香气，冲淡了原本的烟味和霉味。
陈广生每次喝汤的时候，都不说话，只是低着头，一碗接一碗地喝。
他们的交流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马小娥在忙碌，陈广生在看电视。
电视里永远放着粤剧，咿咿呀呀地唱着她听不懂的故事。
有时候她打扫卫生，不小心碰到了他的东西，他会立刻吼起来：“别乱动！”
他就好像一只守着自己洞穴的老刺猬，浑身都是刺。
马小娥觉得自己不像个人，更像一件家具。一件会做饭、会打扫的家具。
她没有钱，一步也离不开这栋房子。
她断了和家里的联系，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说自己现在的生活。
她常常在夜里醒来，听着隔壁房间陈广生粗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咳嗽声，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深井里，井口只有巴掌大的天。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
转机发生在一个下雨的秋天。广州的秋天很短，还带着夏天的潮热。
那天马小娥觉得头重脚轻，浑身发冷。她以为是着凉了，没在意，还是照常去买菜做饭。
晚上，她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一个火炉里，烧得她迷迷糊糊。
她想喊，但是嗓子干得发不出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感觉有人在推她。
她睁开眼，看到陈广生的脸就在她眼前。
他那张常年没有表情的脸上，居然有了一丝焦急。
他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他的手很粗糙，但是很凉，贴在她滚烫的额头上很舒服。
“发烧了。”他说。
然后，他做了一件马小娥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
他弯下腰，把她从床上背了起来。他很瘦，背很硌人。
马小娥趴在他的背上，能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烟草味。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被人背过了。
上一次，还是她小时候，她爹背着她去看村里的露天电影。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打湿了陈广生那件灰色的旧汗衫。
陈广生背着她，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
楼梯很窄，很陡。他走得很慢，很稳。
雨还在下，他撑开一把伞，把大部分都遮在了马小娥的头上。
雨水打湿了他的半边身子。
把她送到社区的小诊所，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他就在旁边守着，一句话也不说。
从诊所回来，马小娥已经退了烧，但还是浑身无力。
陈广生把她扶到床上，给她盖好被子，然后他走进厨房。
过了一会儿，他端出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粥熬得很烂，上面撒了一点点盐。
马小娥没有力气，他就一勺一勺地喂她。
她看着他，这个平日里刻薄、孤僻的老头，此刻正笨拙地拿着勺子，小心翼翼地吹凉了粥，再送到她的嘴边。
他的动作很僵硬，甚至有些可笑。
但马小娥却觉得，这是她来广州之后，吃过的最温暖的东西。
她病好之后，什么都没有说。他也没有提。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还是和以前一样。
她还是叫他“房东”，他还是叫她“喂”。但是，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他不再因为她碰了他的东西而大吼大叫。她做的饭，他即使不爱吃，也会吃完。他看粤剧的时候，她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虽然听不懂，但觉得那咿咿呀呀的声音不再那么吵人了。这个房子，好像有了一点家的样子。
三
第二年，第三年，日子就像那煲在瓦罐里的老火汤，在看不见的地方，慢慢地熬着，味道一点一点地变了。
马小娥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件家具了，更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虽然这个说法很奇怪。她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养了些花花草草。
她甚至摸清了陈广生的脾气。他嘴硬，其实心里比谁都软。
他爱吃她做的酸菜鱼，虽然每次都一边吃一边说“太辣了，明天喉咙要痛”，但下一次她做了，他还是会把鱼汤都喝光。
他也不再叫她“喂”了。他开始叫她“小娥”。
他是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很突然地叫出口的。
当时马小娥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咳了一声，假装若无其事地指着电视说：“今天这个戏不好看。”
马小娥存了点钱。她在一个做手工活的街坊那里接了些零活，穿珠子，粘花，一个月也能挣个几百块。
她把钱都存了起来，想着有一天，或许可以回家看看。
但是这个念头，不像一开始那么强烈了。
她有时候会想，如果她走了，谁来给陈广生做饭？谁来提醒他按时吃降压药？谁来在他看电视睡着的时候给他盖上毯子？
邻居们的闲话更多了。他们说的话很难听，说她是图陈广生的房子，说她是不要脸的小三。
马小娥听到的时候，心里会难受，像被针扎了一下。
但她回到那个屋子，看到陈广生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瞌睡的样子，她又觉得那些话都不重要了。
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她和陈广生怎么过，是他们自己的事。
陈广生的儿子从国外打过一次电话回来。是马小娥接的。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陌生，也很冷漠。他问陈广生身体怎么样，没说几句就挂了。
陈广生拿着电话，听着里面的忙音，坐了很久。
那天，他晚饭都没吃，一个人喝了很多酒。马小娥没劝他，只是默默地给他端过去一碗醒酒汤。
他喝醉了，拉着马小娥的手，含含糊糊地说：
“养儿子有什么用……还不如……还不如……”
他没说下去，就睡着了。他的手还是抓着她的手，抓得很紧。
马小娥想抽出来，但没抽动。她就那么坐着，陪了他一夜。
她开始叫他“陈叔”。她是在一次给他递降压药的时候，顺口叫出来的。
陈广生愣了一下，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从那以后，她就一直这么叫他。
这三年，马小娥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女人。
她脸上少了刚来广州时的那种迷茫和怯懦，多了一些平静和笃定。
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不好不坏地过下去。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没有波澜，也看不到尽头。
直到那天下午。
那天天气很好，秋天的太阳暖洋洋的。
马小娥洗完衣服，正在阳台上晾。她听见屋里“咚”的一声闷响。
她心里一惊，赶紧跑进屋。
她看到陈广生倒在地上，就在他平时最爱坐的沙发旁边。
他的眼睛睁着，嘴巴歪向一边，手脚在微微地抽搐。
他想说话，但是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
马小娥的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她从没见过这种情景，吓得腿都软了。但她只慌乱了几秒钟。
她想起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急救知识。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把陈广生的头偏向一侧，解开他衬衫的领扣。然后她冲到电话旁边，用颤抖的手拨打了120。
“地址是……荔湾区，冲口，城中村，三巷十四号……”
她对着电话，把地址重复了三遍，生怕对方听不清楚。
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医护人员用担架把陈广生抬了下去。
马小娥抓起桌上的那个旧皮包，锁上门，跟着跑了下去。
邻居们都探出头来看，议论纷纷。
马小娥什么也听不见，她的耳朵里只有救护车刺耳的鸣笛声。
到了医院，陈广生被直接送进了抢救室。
马小娥一个人站在抢救室外面，走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她感觉浑身冰冷。
她打开那个旧皮包，里面是陈广生的身份证，医保卡，还有一些现金。
她拿着这些东西，去办了住院手续。窗口的护士问她：“你是他什么人？”
马小娥愣住了。
我是他什么人？房客？保姆？她张了张嘴，最后说：“我是他……家人。”
没过多久，两个男人匆匆赶到了医院。一个五十多岁，和陈广生长得有几分像，但更胖，一脸精明。另一个三十岁左右，贼眉鼠眼的。
“我哥呢？我哥怎么样了？”胖男人一看到马小娥，就大声嚷嚷。
“在……在抢救室。”马小娥小声说。
“你是什么人？”胖男人上下打量着她，眼神很不客气。
“我是……照顾陈叔的。”
“照顾？说得好听！”旁边的年轻男人冷笑一声，“我大伯一个孤老头子，身边突然多了个年轻女人，安的什么心，谁不知道？”
这两个人是陈广生的弟弟陈光荣和他的儿子。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跟陈广生来往了。今天接到医院的电话，才赶了过来。
抢救室的门开了。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色很严肃：
“病人是突发性大面积脑溢血，情况非常危险。我们暂时稳住了生命体征，但是颅内还有一个很大的血块，压迫着神经。需要马上做开颅手术。”
四
医院的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钻进鼻子里，让人心里发慌。
医生的话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马小娥的心上。
陈光荣凑上前去，脸上堆着关切，问的话却句句离不开钱：
“医生，这个手术……要多少钱？风险大不大？”
医生看了他一眼，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费用很高，初步估计要十五万到二十万，后续的康复治疗更不好说。风险也极大，手术成功率只有三成。就算手术成功，病人醒过来的可能性也不大，很可能成为植物人。最好的情况，也是偏瘫失语，生活无法自理。”
“什么？”陈光荣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花二十万，救回来一个不会动不会说的废人？那还不如不救！”
他的儿子在一旁帮腔：“就是啊，医生。我大伯都这把年纪了，就别让他再受这个罪了。再说了，我们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他说着，眼睛却瞟向马小娥，意有所指，“我大伯的钱，还不知道在谁手里呢。”
医生皱了皱眉，似乎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他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
“你们是病人的直系亲属，你们商量一下。做，还是不做。如果做，就在这份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如果不做，也签个字，放弃治疗。”
陈光荣把他的儿子拉到一边，两个人嘀嘀咕咕地商量起来。
“不能做！做了就是个人财两空！那房子……”
“爸，你说得对。这钱花出去就是打水漂了。到时候人没救活，钱也没了，我们图什么？”
“万一救活了，是个瘫子，谁来伺候？还不是得我们管？不行不行，绝对不能签。”
他们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走廊里，一字一句都像针一样，扎进马小娥的耳朵里。
她看着这两个所谓的“亲人”，在计算着利益得失，在衡量着一条人命的价值，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般的恶心。
她想起了陈广生一个人喝醉酒的样子，想起了他笨拙地喂她喝粥的样子，想起了他背着她去诊所时，那宽大又硌人的后背。
陈光荣商量完了。他走到医生面前，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医生，我们商量好了。我哥他……年纪大了，我们不想让他再受罪了。我们……放弃治疗。”
“确定吗？”医生又问了一遍。
“确定，确定。”陈光荣说着，就要去拿那支笔。
“不行！”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不大，但是很清楚。
所有人都回过头，看着马小娥。她站在那里，身体在微微发抖，但她的腰杆挺得笔直。
陈光荣的脸立刻沉了下来：“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哥的家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
“我不是外人。”马小娥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陈叔他……他还没死。”
“早晚的事！”陈光荣不耐烦地挥挥手，“医生都说了，救回来的也是个活死人！你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图他的房子？我告诉你，没门！只要我们还在，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我不要他的钱，我也不要他的房子。”马小娥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强忍着没有让它掉下来。她看着医生，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医生，救他！一定要救他！”
医生看着她，又看看陈光荣，摊了摊手，说：
“对不起，这位女士。按照规定，手术同意书必须由病人的直系亲属签字。你……没有这个资格。”
绝望，像潮水一样，瞬间淹没了马小娥。
她看着陈光荣那张冷漠又贪婪的脸，看着他拿起笔，准备在“放弃治疗”那栏后面签下名字。那个名字签下去，就等于宣判了陈广生的死刑。
不，不能这样。
一个念头在马小娥的脑子里疯狂地叫喊着。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马小娥猛地冲了过去，一把抢走了陈光荣手里的笔。
“你干什么！”陈光荣怒吼道，“你疯了！”马小娥没有理他。她红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医生。似乎是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只见她一言不发，眼神却无比坚定，解开了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的扣子，然后是里面的毛衣，把手伸进了最贴身的内衣里。
陈光荣和他的儿子都看呆了，脸上露出鄙夷又好奇的神色。
医生也皱起了眉头，不知道这个女人要干什么。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她掏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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