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那天，我看着她布满沧桑的脸，问出了那句藏在心里二十年，几乎发了霉的话。
“妈，当年爸输掉那两套房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从不拦着他？”
她笑了，眼角挤出几滴浑浊的泪，声音沙哑却清晰。
“傻孩子。”
“你爸这辈子，什么时候赢过我？”
01
我的童年，曾经是被蜜糖包裹的。
记忆里，父亲很高大，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和肥皂混合的味道。
他是一家小建筑公司的包工头，虽然辛苦，但很能赚钱。
那个时候，我们家是院子里第一个买上彩色电视机的。
我六岁生日那天，父亲扛回来一架巨大的玩具钢琴，乌黑的烤漆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母亲嗔怪他乱花钱，脸上却笑得像朵绽开的菊花。
父亲从怀里又掏出一个小红盒，打开，是一条细细的金项链。
他亲手给母亲戴上，母亲的脸红到了耳根。
父亲搂着母亲的肩膀，看着我笨拙地按着琴键，发出叮叮咚咚的杂音。
他说：“以后让咱闺女学钢琴，当个艺术家。”
母亲笑着点头，阳光从窗户洒进来，将我们一家三口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
那是我记忆里，关于“家”这个词，最完整，也是最后一次的温馨画面。
变故，是从父亲的朋友圈开始改变的。
他身边渐渐多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叔叔。
他们总是晚上来，叼着烟，在客厅里搓麻将，屋子里烟雾缭绕。
一开始，只是很小的输赢。
母亲会念叨几句：“天天就知道玩，早点散了休息。”
父亲总是笑着摆摆手，从兜里掏出几张赢来的十块、二十块，塞到我手里当零花钱。
“没事，就玩玩，放松一下。”
母亲便不再说什么，默默地给我们准备夜宵。
可渐渐地，父亲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的烟味和酒气也越来越重。
他脸上的笑容少了，多了几分说不清的焦躁。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父母房间里的争吵声惊醒。
我光着脚，悄悄贴在门缝上偷听。
“你又输了多少？”
“没多少，过两天就赢回来了！”
“你当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你懂什么！妇道人家！我这是为了这个家在博！”
然后是压抑的哭声和父亲烦躁的摔门声。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子里，第一次感到了害怕。
真正的风暴，在一个夏天的午后到来。
父亲那天回来得特别早，脸色灰败，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
他进门后，一言不发，直挺挺地跪在了正在拖地的母亲面前。
“我……我对不起你……”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全身都在发抖。
“我把给孩子存着上大学的钱……全输了。”
十八万。
在那个年代，那是一笔足以压垮一个普通家庭的巨款。
我当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吓得不敢出声。
我以为母亲会崩溃，会尖叫，会像邻居家的婶婶那样又打又骂。
然而没有。
母亲只是停下了手里的拖把，静静地看着跪在地上的父亲。
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可怕。
时间仿佛凝固了。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变成了一座雕像。
她才轻轻地开了口，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起来吧。”
“下次别这样了。”
父亲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以为他被原谅了。
当时我也天真地以为，这件事会给父亲一个血的教训，我们的生活会回到正轨。
我错了。
赌博这种东西，就像一个黑洞，一旦陷进去，就再也爬不出来。
父亲的忏悔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
很快，他又和那些人混到了一起。
而这一次，母亲的态度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
她不再争吵，不再劝说，甚至不再过问。
父亲晚上出去，她会把门留好。
父亲彻夜不归，她第二天照常早起做饭。
当父亲赢了钱，眉飞色舞地把一沓钞票摔在桌子上时，她只是淡淡地点点头，然后把钱收起来，拿去还之前欠下的零散债务。
而当父亲输光了钱，双眼通红地回家，颓败地坐在沙发上时，她会默默地去厨房给他下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然后，她说出了那句如同魔咒一般，纠缠了我整个青春期的话。
“没关系。”
“钱没了再赚。”
“你开心就好。”
我当时站在旁边，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我不明白。
我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母亲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难道不是在纵容吗？不是在鼓励他继续堕落吗？
从此，我们家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父亲的赌瘾在母亲这种“默许”的态度下，越发肆无忌惮。
家里的钱，只要被他知道放在哪里，过不了两天就会不翼而飞。
母亲就像一个麻木的供给者，从不追问钱的去向。
周围的邻居开始对我们家指指点点。
亲戚们也轮番上门劝说。
大姨拉着母亲的手，痛心疾首：“你怎么能这么惯着他！这个家迟早要被他败光的！”
母亲只是低着头，沉默地给客人倒水，一言不发。
等亲戚走了，她又恢复那副古井无波的样子。
在我的眼里，母亲和父亲一样，都成了毁掉这个家的凶手。
一个亲手点火，一个在旁边默默扇风。
02
我上初二那年，家里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父亲的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已经没有现金可以去“翻本”了。
于是，他动了房子的心思。
他瞒着我们所有人，偷偷把家里那套地段最好，也是我们唯一的一套商品房，抵押给了放高利贷的人。
纸终究包不住火。
一个月后，几个穿着黑T恤，手臂上纹着龙虎的男人，拿着一份合同，踹开了我家的门。
为首的男人把合同摔在桌子上，嚣张地对母亲说：“房子我们收了，一个星期之内，搬走！”
我吓得躲在母亲身后，浑身发抖。
我以为母亲会哭，会闹，会报警。
我甚至在脑海里预演了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
然而，母亲接下来的反应，再次超出了我的想象。
她把我轻轻推到房间里，关上门。
然后，她异常冷静地请那几个人坐下，甚至给他们倒了水。
她拿起那份抵押合同，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
最后，她抬起头，平静地对那个男人说：“合同我看了，没问题。”
“一个星期是吗？我们三天之内就搬走。”
那几个原本一脸凶神恶煞的男人，都被母亲这副镇定的模样搞懵了。
他们面面相觑，最后悻悻地离开了。
门关上后，我从房间里冲出来。
父亲像一只斗败的公鸡，缩在角落里，头埋在膝盖里，不敢看我们。
母亲没有去看他，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摸了摸我的头。
她的手很凉。
“别怕。”
她说。
“既然输了，那就认。”
“我们搬家吧。”
没有一句责骂，没有一声叹息。
她的平静，比任何歇斯底里的哭喊都让我感到窒息。
那一次搬家，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分界线。
我们从那个宽敞明亮，有着我无数美好回忆的三室一厅，搬到了一个老旧小区里阴暗潮湿的两居室。
那套房子，是爷爷奶奶留下的祖产。
我失去了我独立的房间，失去了窗明几净的书桌，也失去了所有熟悉的环境和玩伴。
在学校里，我成了被同学们窃窃私语的对象。
“听说她爸是赌鬼，把房子都输光了。”
“真可怜。”
那些同情或者嘲弄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背上。
我变得沉默寡言，我开始怨恨。
我恨父亲，更恨母亲。
我恨她那该死的“你开心就好”。
我恨她的麻木和不作为。
在我看来，是她的懦弱和纵容，亲手将我们推入了深渊。
搬家后的生活，变得异常拮据。
父亲消沉了一段时间，整天躺在床上，像一具行尸走肉。
母亲为了维持生计，开始打两份工。
白天，她在超市做收银员，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六点。
晚上，她还要去附近的一栋写字楼做保洁，直到深夜才能回家。
她的背开始变得佝偻，原本光滑的手也布满了老茧和裂口。
她的话越来越少，整个人像一块被生活榨干了的海绵，只剩下疲惫的轮廓。
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她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纵容”。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父亲那些狐朋狗友又找上了门。
在他们的怂恿下，父亲又开始偷偷摸摸地参与一些小型的赌局。
他不敢再动大钱，就开始偷家里的生活费。
母亲放在抽屉里的买菜钱，第二天早上就会少掉一半。
她明明知道，却从不锁抽屉，也从不质问。
她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一边拼命地赚钱填补家用，一边又任由父亲这个无底洞将她的血汗钱一点点吸走。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家里永远弥漫着一股贫穷和绝望的味道。
而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两年后到来。
父亲，又一次故技重演。
他把我们仅剩的，也是最后的栖身之所——爷爷奶奶留下的那套老房子，也给输掉了。
当我们再次被赶出租住的房子，提着大包小包，站在无家可归的街头时，我彻底崩溃了。
那个夜晚，下着瓢泼大雨。
我们暂时借住在了一个远房亲戚家的车库里，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霉味。
父亲蹲在角落里，像一条丧家之犬，不敢出声。
母亲在默默地整理着湿透的行李。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冲到母亲面前，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她嘶吼。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一套房子没了，现在又一套！我们家彻底毁了！你满意了吗？”
“你就只会说那句‘你开心就好’吗？你到底有没有心啊！”
我哭得声嘶力竭，将积压了多年的不解、愤怒和委屈，全部宣泄了出来。
母亲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她慢慢抬起头，看着我。
昏暗的灯光下，我第一次在她眼中，看到了一种我无法读懂的，深不见底的悲哀。
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她还是什么都没说。
她只是伸出粗糙的手，想擦去我脸上的眼泪。
我像触电一样，猛地打开了她的手。
“别碰我！”
从那一刻起，我与母亲之间的那堵墙，彻底建立了起来。
我对这个家，对她，彻底死了心。
我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学习，考上外地的大学，永远地逃离这个让我窒息的地方。
03
我做到了。
我几乎是以一种自虐的方式投入到学习中。
最终，我考上了千里之外的一所重点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没有一丝喜悦，只有一种解脱的快感。
大学四年，我靠着助学贷款和拼命兼职，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我很少回家，和家里的联系，仅限于每个月定时给母亲的银行卡里打去一笔生活费。
我知道，那笔钱里的大部分，最终还是会流向父亲的牌桌。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对我来说，那只是我作为女儿，必须履行的、冷冰冰的义务。
至于父亲，他在我心里，已经成了一个模糊而遥远的符号，一个我极力想要摆脱的耻辱烙印。
毕业后，我留在了那座繁华的大城市工作。
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爱我的男人，我的丈夫，李浩。
他是一个温柔而踏实的人，给了我一直以来最渴望的安全感和温暖。
他的家庭很普通，但很和睦，他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退休教师。
他们没有嫌弃我那个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反而给了我更多的关爱。
我们决定结婚了。
筹备婚礼时，我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
我渴望母亲能看到我如今的幸福，看到我终于摆脱了过去的阴影，过上了好日子。
但同时，童年的那些伤疤又时时提醒着我，让我无法真正地敞开心扉去面对她。
最终，我还是给家里打了电话。
是母亲接的。
“妈，我……要结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没在听。
然后，我听到了她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
“好……好孩子。”
“妈为你高兴。”
婚礼定在了我所在的城市。
我给父母订了机票和酒店，希望他们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婚礼前一天，我去机场接他们。
几年未见，父亲看上去老了很多，头发花白，背也驼了，眼神浑浊而闪躲，不敢与我对视。
而母亲，变化更大。
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上布满了深刻的皱纹，像一张揉皱的纸。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虽然干净，但与周围光鲜亮丽的机场格格不入。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那句练习了很久的“妈，你还好吗”，最终还是卡在了喉咙里，没能说出口。
婚礼当天，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教堂庄严肃穆，宾客满堂。
我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丈夫的手，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
我看见母亲和父亲坐在主桌。
父亲显得局促不安，双手紧张地搓着裤子。
而母亲，自始至终都异常安静。
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微笑，仿佛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
仪式结束后，到了新人接受礼物的环节。
亲朋好友们纷纷送上红包和祝福。
轮到母亲了。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她缓缓地站了起来。
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
她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旧布包里，拿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有年代感的深红色木盒子。
她走到我面前，郑重地将盒子交到我手上。
“孩子，这是妈给你的嫁妆。”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心里咯噔一下。
在我的想象里，以我们家现在的情况，这个盒子里或许是她攒了很久的一点钱，又或者是一件她舍不得戴的旧首饰。
司仪在旁边起哄：“快打开看看，让大家瞧瞧阿姨给了什么宝贝！”
在众人的瞩目下，我打开了那个沉甸甸的木盒子，顿时就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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