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姑娘，在杭州走投无路时，与一个孤僻的房东签下了一份奇怪的契约——当他四年的“家人”，来抵扣房租。
四年时光，房子里有了烟火气，他们从陌路人成了忘年交。
如今，这份契约即将到期，却是在冰冷的病房里。
房东瘫痪在床，不会动，也不会说话。
“阿禾姑娘，这是两万块钱。我父亲，我们会送他去最好的养老院。关于你们那些上不得台面的‘约定’，到此为止了。”
房东的儿子把一沓钱递过来，语气客气而疏离
他们以为，钱可以清算四年的朝夕相处；他们以为，这个来自贵州的姑娘，最终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钱。故事本该就此结束。
但阿禾没有接钱。
她只是默默走到床边，帮那个眼神空洞的老人擦掉嘴角的口水。
然后，她转过身，拉开了自己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她的一个决定，将让所有人都明白——有些“家人”，是无法用金钱遣散的。
（一）
阿禾到杭州的第三十七天，口袋里只剩下两个硬币。
一个硬币能坐一趟没有空调的公交车，从城南到城北。另一个硬币，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口袋里，和冰冷的手指碰在一起。
她在武林门的天桥底下睡了两个晚上。
天桥上车来车往，声音像巨大的潮水，把她淹没在里面。
第三个晚上，下起了雨。杭州的雨，不像贵州山里的雨那么直接，它细细的，密密的，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进你的骨头缝里。
雨水顺着天桥的缝隙滴下来，一滴，一滴，砸在阿禾的脸上。
那水是凉的，闻起来有一股铁锈和尘土的味道。
阿禾觉得冷，不是衣服湿了的冷，是五脏六腑都在结冰。
她从天桥底下爬出来，拖着那个红色的行李箱。
箱子的一个轮子在来杭州的第二天就坏了，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划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痕迹，像一条被盐撒过的蚯蚓在挣扎。
她之前工作的那个小餐馆，老板是个胖子，叫王胖子。
他总是在后厨抽烟，烟灰掉进菜里也无所谓。
他嫌阿禾手脚慢。
“你洗个青菜要多久？想在上面孵出个蛋来吗？”王胖子用油腻的手指戳着阿禾的脑门。
阿禾不说话，只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水很冷，她的手冻得通红，像两根胡萝卜。
干了半个月，王胖子让她走。
“你这种人，我这里用不起。”他说。
结工钱的时候，他说阿禾打碎了一个汤碗，要扣二十块钱。
“我没有。”阿禾小声说，“那个碗拿来的时候，边上就有一个口子。”
“你说有口子就有口子？”王胖子眼睛一瞪，“我说你打碎了就打碎了！爱要不要，不要就滚！”
他把一卷零零碎碎的钱扔在沾满油污的桌子上。
阿禾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数了数，还是少给了五十。
她抬头看着王胖子，王胖子正用剔牙的竹签指着她。
“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快滚！”
阿禾攥着钱，低着头走了出去。她没哭，只是觉得心里有个地方，被什么东西硌得生疼。
那之后，她去了劳务中介。中介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空气里都是霉味和汗臭味。
一个更胖的男人坐在桌子后面，喝着浓茶。
“找工作？三百块介绍费。”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三百块，那是阿禾身上最后的大钱了。她把钱递过去，那男人的手像熊掌一样抓走了。
“去城西的工地食堂洗盘子，一天八十。”他写了张纸条扔给阿禾。
阿禾去了。食堂里像蒸笼一样热，成堆的盘子像小山一样高。
她从早上五点洗到晚上十点，腰都直不起来。
洗了三天，她去找工头要工钱。工头是个瘦高个，看了她一眼。
“谁让你来的？”
“中介。”阿禾拿出那张纸条。
“哦，那你去找中介要去。”工头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踩灭，“我这里没你的钱。”
阿禾回到那个地下室，中介的胖子正在打牌。
“钱？”他好像听到了一个笑话，“我只管介绍，人家给不给钱，不关我的事。”
“可你收了我的介绍费。”
“那是我的辛苦费！你再在这里嚷嚷，信不信我叫人把你扔出去？”
阿禾被推了出来。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下的。
杭州像一张巨大的嘴，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喂了进去，连个响声都没听到。
她遇到的人，脸上都写着“你是个外地人”，那眼神像看一只流浪狗。
雨越下越大，整个城市都泡在水里。
阿禾漫无目的地走着，她不知道该去哪里。行李箱的轮子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像她的骨头在响。
就在她快要走不动的时候，她看见前面一个老小区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纸。
那张纸被雨淋得皱巴巴的，上面的字都化开了，像哭花了的妆。她走过去，凑得很近，才能看清上面写的字：招租。
字写得很有力气，像刀刻上去的。但纸已经快不行了。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得更用力：租金面议，要求，能忍。
阿禾觉得这两个字很有意思，能忍。她觉得自己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在学着怎么忍。
她敲了敲那扇紧闭的铁门。铁门上都是锈，敲一下，就掉下来一片红色的铁屑，落在积水里，散开一小圈红晕。
等了很久，久到阿禾以为里面没人，门才“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
门后是一张脸，很老，皮肤像干枯的橘子皮，眼睛很小，但很亮，亮得像两根针，能戳穿人的心思。
“干什么？”那人的声音也很干，像被砂纸磨过。
“我……我看到招租。”阿禾指了指墙上那张快要烂掉的纸。
老人看了她一眼，目光从她湿透的头发，落到她脚边那个破旧的红色行李箱上。他没说话，把门拉开了。
屋子里一股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很多年没有通过风，混合着旧木头、灰尘和一股饭菜烧糊了的味道。
客厅很暗，只开了一盏昏黄的灯，灯泡上落满了灰。
“老顾，有人租房子。”开门的老人对着屋里喊了一声。
一个更老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锅铲。他就是老顾。
老顾上下打量着阿禾，像在菜市场挑拣一颗蔫了的白菜。他的眼神很挑剔，让阿禾觉得自己的狼狈无处躲藏。
“哪里人？”他问，声音嘶哑。
“贵州。”
“看着不大。”
“二十二了。”阿禾小声回答。
老顾没再说话，转身把锅里烧黑的东西倒进了垃圾桶。
动作很响，“哐当”一声，像是在生气。
阿禾站在门口，手脚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她听见自己的肚子在叫，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特别大。
“房租……多少钱一个月？”她小声问，其实她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她只是想，万一很便宜，万一可以先欠着。
老顾洗了手，在一条发黑的围裙上擦了擦，走到她面前。
“我这里不收房租。”
阿禾愣住了。她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这是一个她没见过的，更新的骗局。
“我不要你的钱。”老顾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只要你每天陪我吃晚饭，跟我说说话。”
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
“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收拾干净。你不是我的租客，也不是我的保姆。”
老顾的眼睛里什么情绪都没有，就像两颗黑色的玻璃珠。
“你就当是我的‘家人’。”
家人。这个词从一个陌生老头的嘴里说出来，听着那么奇怪，又那么重。
阿禾看着他，这个老头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不出是好是坏。但她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天桥底下太冷了。
“行。”她点点头。一个字，像是把自己的命交了出去。
（二）
阿禾住进了一间很小的房间，就在楼梯下面。
房间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张掉漆的桌子。墙壁是灰色的，用手一摸，就掉下来一片墙皮。
窗户很小，糊着一层发黄的报纸，只有一点点光能透进来。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霉味，闻久了让人头晕。
但阿禾觉得很好。至少，它能挡雨，还能锁门。
那天晚上，她躺在硬邦邦的板床上，听着外面持续不断的雨声，第一次在杭州睡得那么安稳。
她不知道这个“家人”的契约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自己暂时不用烂在水沟里了。
第二天，她就知道当老顾的“家人”，比在王胖子的餐馆洗碗要难得多。
老顾是个极度讲究和挑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个麻烦的老头。
“六点了！还不起来？”
天刚蒙蒙亮，老顾的敲门声就响了起来，像在砸门。
阿禾赶紧爬起来。老顾递给她一把扫帚。
“去，把院子里的地扫干净。一片叶子都不能留。”他说，“看着心烦。”
院子不大，铺着青石板，石板缝里长着青苔。
几片湿漉漉的黄叶贴在地上，像是长在了上面。
阿禾扫了半天，才把叶子扫进簸箕里。
擦桌子的时候，老顾又来了。他用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一下，然后举到阿禾面前。
“你看，还有灰。要顺着木纹擦，不能打圈，懂不懂？打圈会伤了木头。”
阿禾只好重新擦了一遍。
最难的是做饭。
阿禾做的第一顿午饭，是她在老家常做的炒土豆丝和番茄蛋汤。
老顾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刚放进嘴里就吐了出来。
“这么咸，你是想齁死我吗？”他瞪着眼睛。
然后他又喝了一口汤。“这叫汤？清水煮鸡蛋吧？一点味道都没有。”
阿禾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她觉得自己做的饭菜没那么难吃，在老家，这已经算很好的伙食了。
“当我的家人，就要有家人的样子。连顿饭都做不好，算什么家人？”
老顾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声音很响。
阿禾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死死地忍住了。
她想起王胖子那张油腻的脸，想起中介那个胖子不屑的眼神。她告诉自己，要忍。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挑剔中度过的。
“洗衣服要用手搓，洗衣机洗不干净领子和袖口。”
“拖地要拖三遍，第一遍湿拖，第二遍干拖，第三遍再用干布擦一遍。”
“看电视不许开那么大声，吵死了！”
有时候阿禾一个人在那个发霉的小房间里，会觉得老顾就是个魔鬼，用一个不用付房租的幌子，找了一个免费的、可以随便使唤的出气筒。
她想走。这个念头不止一次地冒出来。
有一次，她实在受不了了，跑了出去。她在外面漫无目的地逛了一天，天黑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口袋里只有那两个硬币。
她看着街上饭馆里透出的温暖灯光，看着别人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饭，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她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回天桥底下吗？
最后，她还是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那条巷子。
她站在铁门外，犹豫了很久，不敢敲门。
门突然开了，老顾站在门口，脸色很难看。
“死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回来吃饭吗？”他骂道。
阿禾闻到屋子里飘出饭菜的香味。她看到桌子上摆着两碗饭，两双筷子。菜没动过，已经凉了。
老顾没再说什么，转身进屋，把菜端去厨房热了。
那天晚上，阿禾吃着热腾腾的饭菜，一句话也没说。
她觉得，这个老头虽然嘴巴很毒，但好像，也不是真的想让她死在外面。
她开始尝试着去了解这个怪老头。
她发现老顾每天都会看报纸，一看就是一下午。
他看得很慢，有时候会戴上老花镜，用一个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她还发现，老顾的房间里有很多书，一排一排的，摆得整整齐齐。那些书都很旧，书页都泛黄了。
有一次，她壮着胆子问隔壁晒太阳的张阿婆：“阿婆，顾大爷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张阿婆嗑着瓜子，看了她一眼。
“你就是新来的那个小姑娘吧？能在老顾家待这么久，不简单啊。”
张阿婆吐掉瓜子皮，说：“老顾？他以前是中学老师，教语文的。老伴死得早，儿子女儿又都在国外，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一个人，可怜哦。”
阿禾这才明白，为什么老顾对写字、对看报那么讲究。也好像有点明白，他为什么那么需要一个人陪他吃饭，陪他说话。
他只是太孤独了。就像她一样。
（三）
转折发生在一个秋天的晚上。
那天阿禾在外面找工作，又失败了。
她去了一家服装店应聘店员。老板是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她上下打量了阿禾一番，眼神里带着轻蔑。
“你这身衣服……哪里买的？”女人捏着鼻子问。
阿禾穿的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
“我们这里是卖品牌服装的，需要的是形象。你这样，会把我们的顾客吓跑的。”
女人说完，就不再理她。
阿禾从服装店出来，天就开始下雨了。她没带伞，只好跑着往回走。
回到家，她浑身都湿透了，像一只掉进水里的鸡。晚饭她也没心思做，就躲回自己的小房间里，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
到了半夜，她开始发烧。
她觉得自己像一块被扔进火里的冰，一会儿冷得发抖，一会儿又热得像要烧起来。
她做了很多梦。梦见贵州老家的山，梦见她爹娘的脸，梦见王胖子指着她鼻子骂，梦见中介把她的钱扔在地上。
她觉得自己要死了。死在杭州这个大城市里，一个发霉的小房间里。
迷迷糊糊中，她感觉有人进了她的房间。
她努力睁开眼睛，看到老顾站在她床边。昏黄的灯光下，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担忧，又像是生气。
“你说你，下雨不知道躲吗？当自己是铁打的？”他嘴里在骂骂咧咧。
然后，他递过来一碗黑乎乎的东西，一股辛辣的味道冲进阿禾的鼻子。是姜汤。
“喝了。”他命令道。
阿禾没有力气，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老顾皱了皱眉，嘴里嘟囔了一句“真麻烦”，然后坐到床边，笨拙地扶起她，一勺一勺地喂她喝下去。
姜汤很烫，很辣，呛得阿禾眼泪都流出来了。但那股热流顺着喉咙流进胃里，让她感觉身体里结的冰，开始融化了一点。
喝完姜汤，老顾又拿出一个老式的水银温度计，粗鲁地塞进她的咯吱窝里。
“夹紧了！”
他坐在床边那把掉漆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地等着。房间里很安静，只有阿禾沉重的呼吸声和窗外的雨声。
阿禾看着他，他的侧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没有平时那么刻薄。
五分钟后，他拿出温度计，对着灯光看了半天。
“三十九度二，烧得不轻。”他自言自语，然后又瞪了阿禾一眼，“你们这些小年轻，就是不会照顾自己！”
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块湿毛巾和一盒退烧药。
他把毛巾敷在阿禾滚烫的额头上，又倒了水，让她把药吃了。
做完这一切，他没有走。
他就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椅子上，守了阿禾一夜。
阿禾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每次她睁开眼，都能看到老顾的身影。他有时候会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但很快又会惊醒，然后伸手探一下她额头的温度。
第二天早上，阿禾醒过来的时候，烧已经退了。
她感觉浑身酸痛，但脑子清醒了很多。
她看见桌上放着一碗白粥和一小碟咸菜。粥还是温的。
她转过头，看见老顾就趴在她的床边睡着了。他蜷缩着身体，像个孩子。阳光从报纸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他斑白的头发上，那些银丝在尘埃里闪着光。
阿禾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老头，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她想起她小时候发烧，她爹也是这样守着她，给她喂红糖姜水。
那碗滚烫的姜汤，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心里一道生了锈的锁。
她在这个冰冷的城市里，第一次感觉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
虽然这份温暖，带着一股生姜的辛辣味。
（四）
从那以后，房子里的空气好像变了。
不再是那种紧绷绷的，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气氛。
阿禾不再把做饭、打扫当成必须完成的任务。她开始用心去做。
她会悄悄观察老顾的口味。她发现他不是真的挑剔，他只是牙口不好，喜欢吃软烂一点的东西。
于是她煮饭的时候会多放一点水，炖肉的时候会多炖半个小时。
她还从一个老乡那里学来了做米酒，在院子里晒起了腊肉。
有一次，她试着做了一道贵州的酸汤鱼。她很紧张，怕老顾吃不惯。
老顾夹了一块鱼肉，皱着眉尝了尝，没说话。然后，他默默地把一整盆鱼都吃完了，连汤都喝了好几口。
吃完饭，他擦了擦嘴，装作不经意地说：“这个……还行。下次少放点辣。”
阿禾在厨房里洗碗，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顾也不再只是命令她干活。他开始跟她说话，说很多话。
他会坐在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下，看阿禾洗菜，然后跟她讲这条巷子的历史。
“看到对面那堵墙没有？”他指着说，“我刚搬来的时候，上面爬满了紫藤花。春天的时候，开得像紫色的瀑布，漂亮得很。”
“那现在怎么没了？”阿禾问。
“前几年刮台风，给刮倒了。后来就没人再种了。”老顾的语气里有些惋惜。
他还把她叫到自己的书房，那是他以前不许阿禾进的地方。
他从书架最高一层，取下一个木盒子。
打开来，里面都是发黄的老照片。
他指着一张黑白照片里的年轻女人，对阿禾说：
“这是你师母。她以前最喜欢那片紫藤花了。”
照片上的女人笑得很温柔，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老顾看着照片，看了很久。
“她要是还在，肯定会喜欢你做的酸汤鱼。”他轻声说。
那之后，他开始教阿禾认字，写字。
老顾是教语文的，写一手好字。他拿出自己的笔墨纸砚，在旧报纸上教阿禾写她的名字。
“你的名字，禾，就是庄稼。是能活命的东西。”他说。
阿禾的手上都是老茧，握笔的姿势很别扭，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像虫子在爬。
“心要静，手才稳。”老顾的声音不再那么干硬，有了一点温度。他会握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教她。
他的手很干，很瘦，但很温暖。
阿禾看着他斑白的两鬓，和握着她手时，那双布满老年斑、微微颤抖的手，忽然觉得，这可能就是“家人”的样子。
没有血缘，只是两个被世界剩下的人，凑在一起，互相取暖。
房子里开始有了笑声。虽然大多数时候，还是老顾在数落阿禾，但那数落里，带了点宠溺的味道。
“你看看你，又把盐放多了！想齁死我，好继承我这栋破房子吗？”
“顾大爷，你这房子又不值钱。”阿禾会笑着回嘴。
“你懂什么！这叫底蕴！”
他不再叫她“喂”，而是叫她“阿禾”。有时候他心情好了，会叫她“丫头”。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阿禾也找了一份在附近超市当收银员的工作。
超市的经理看她手脚麻利，人也老实，就让她转了正。虽然工资不高，但很稳定。
她攒下了一些钱，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回去一些。剩下的，她都存了起来。
她想，等存够了钱，就在这附近租个好一点的房子。
但她从来没有真的去找过。因为她觉得，这个有怪老头的家，挺好的。
这里有她做的饭菜的香味，有院子里的桂花香，还有书房里的墨水味。
这里是她在杭州的家。
（五）
平静的日子，在第三年的秋天被打破了。
那天，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巷子口。
车上下来一男一女，穿着体面的衣服，拉着昂贵的行李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他们是老顾的子女，儿子顾建军，女儿顾建红。
他们是突然回来的，没有提前打招呼。
阿禾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到他们，愣了一下。
顾建红看到阿禾，也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审视和戒备的表情。
“你是谁？”她问，语气很不客气。
“我……我是住在这里的。”阿禾有些紧张。
“住在这里？是保姆吗？”顾建红上下打量着阿禾，那眼神像在看一件商品。
老顾从屋里走出来，看到他们，脸上并没有多少喜悦。
“你们怎么回来了？”他问。
“爸，我们回来看看你啊。电话里你总说好，我们不放心。”顾建军说，他比妹妹看起来要沉稳一些。
晚饭桌上，气氛很尴尬。
阿禾做了一大桌子菜，顾建军和顾建红几乎没怎么动筷子。
他们不停地给老顾夹菜，说着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说着他们的孩子又考了什么名校。
老顾没什么表情，只是默默地吃饭。
阿禾像个外人，坐在桌角，一声不吭。
吃完饭，顾建红把老顾拉进房间，关上了门。阿禾隐约听到他们在争吵。
第二天，顾建军找到了正在厨房洗碗的阿禾，递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
“阿禾姑娘，这里面是一万块钱。”他说话很直接，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客气。“我们知道，你照顾我爸辛苦了。”
阿禾擦了擦手，没有接。
“大哥，我不要钱。”
顾建军皱了皱眉，似乎没想到她会拒绝。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一个年轻姑娘，住在我父亲这里，总归是不方便的。外面的人会说闲话。”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了一些：“我爸年纪大了，人很单纯，容易被骗。我们做子女的，总要为他考虑。”
这话里的意思，阿禾听懂了。他们怀疑她图谋不轨。
阿禾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
她看着顾建军，这个穿着名牌衬衫的男人，看起来那么有教养，说出来的话却那么伤人。
“我在这里住了快三年了。”阿禾平静地说，“顾大爷需要的是人陪，不是钱。这里现在，也是我的家。”
“你的家？”顾建军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冷笑了一声，“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房产证上写的可不是你的名字。”
他们的谈话被老顾听到了。
他从房间里冲了出来，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顾建军的鼻子，大骂道：“你给我滚！”
“爸！你怎么不识好歹？她一个小保姆，你还真当成家人了？她安的什么心你知不知道？”顾建红也跟着喊。
“她比你们更像我的家人！”老顾吼道，“你们一年到头给我打几个电话？你们除了寄钱还会干什么？我病了你们知道吗？我一个人吃饭是什么滋味你们知道吗？”
“是她！”老顾指着阿禾，“是我发烧快要死的时候，她守着我！是她每天陪我吃饭，陪我说话！你们呢？你们人在哪里？”
那天，家里吵得天翻地覆。
最后，顾建军和顾建红摔门而去。
老顾气得晚饭都没吃，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了很久的呆。
阿禾给他端了一杯热茶进去。
“顾大爷，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老顾看着她，叹了口气，眼睛里都是疲惫。
“阿禾，让你受委屈了。”
那是老顾第一次跟她道歉。
阿禾摇摇头，笑了笑，眼眶却红了。
“没事，顾大爷。我是你的家人嘛。”
这次风波过后，阿禾和老顾之间的关系，好像更近了。他们成了一对真正的，相依为命的“祖孙”。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很快，第四年过去了。阿禾也从二十二岁，变成了二十六岁。
她超市的工作越来越顺手，还当上了小组长。她存折上的钱，也多了一点。
她还是没有搬出去。这个有怪老头的家，已经成了她在杭州的根。
她想，就这样一直下去，也挺好。
（六）
意外来得悄无声息，像小偷偷走了屋子里所有的声音。
那天早上，阿禾像往常一样六点起床。她习惯了每天早上都能听到老顾房间里传来的咳嗽声。
老顾有早起的习惯，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在院子里打一套不知名的拳法，打完拳会中气十足地咳嗽几声，像是在宣告新的一天的开始。
今天，院子里很安静。
安静得让人心慌。
阿禾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她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跑向老顾的房间。
她推开老顾的房门，一股浓重的尿骚味扑面而来。
老顾倒在床边，半个身子在地上，半个身-子在床上，姿势扭曲。
他的眼睛圆睁着，看着天花板，嘴巴歪向一边，像一个奇怪的面具。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破了的风箱。
他的身下，是一摊黄色的、湿漉漉的痕迹。
阿禾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她站在门口，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几秒钟后，她尖叫着反应过来，冲过去拿出自己的手机。她的手指抖得不成样子，试了好几次，才按下了120。
“喂？120吗？这里有人晕倒了！地址是……”她的声音在发颤，带着哭腔。
在等待救护车的几分钟里，阿禾感觉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
她跪在老顾身边，不敢碰他，只是不停地叫他：“顾大爷，顾大爷，你醒醒！你别吓我！”
老顾的眼睛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喉咙里的“嗬嗬”声在持续。
救护车终于来了。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把老顾抬上担架。
阿禾跟着上了车，她紧紧握着老顾冰冷的手，那只曾经教她写字的手，现在软塌塌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医院里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冰冷的消毒水味，混杂着病痛和绝望。
抢救室的红灯一直亮着。阿禾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感觉自己像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
她脑子里反复回想着早上那一幕，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几个小时后，抢救室的门开了。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出来，表情很严肃。
“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阿禾立刻站了起来。
医生看了她一眼，问：“你是他什么人？”
“我……我是他家人。”阿禾说。
医生点点头，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病人是突发大面积脑溢血，情况很危险。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医生面无表情地说着，像是在谈论天气。
阿禾刚松了一口气，医生接下来的话，又把她打入了冰窟。
“但是，情况不乐观。因为出血面积太大，压迫了神经中枢。他全身瘫痪了，语言功能也基本丧失了。”
瘫痪，失语。
这两个词像两把巨大的锤子，一下一下地砸在阿禾的头上。
她看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老顾，他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
那个爱干净、爱讲究、嘴硬心软的老头，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的“活死人”。
阿禾用颤抖的手，拨通了顾建军的电话。
电话那头很吵，像是在开派对。
“喂？哪位？”顾建军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大哥，是我，阿禾。顾大爷他……他住院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严重吗？”
“医生说……瘫痪了。”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顾建军说：“知道了。我们尽快买机票。”
第二天下午，顾建军和顾建红就从国外飞了回来。
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表情凝重地站在病床前，看着面目全非的父亲。他们的脸上是震惊、悲伤，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无措和烦躁。
高昂的医疗费，日复一日的护理，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巨大的无底洞。
顾建军和顾建红在医院的走廊里商量了很久。阿禾远远地看着他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她能看到他们脸上越来越凝重的表情。
最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个在他们看来，最理性，也最妥当的决定。
顾建军走到阿禾面前，他的表情很疲惫，但也很坚决。
这个场景，和一年前很像。“阿禾姑娘，”顾建军的声音很沙哑，“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我们都看在眼里。”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人民币，递给阿禾。看厚度，比上次那一万块还要多。
“这是两万块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拿着。我父亲这边，我们已经联系好了，会送他去杭州最好的康复养老院。那里的条件很好，有专业的护工。”
他顿了顿，看着阿禾，客气又疏离地说：“这个家，可能也要卖掉了，用来支付后续的费用。我们的‘约定’，到此为止了。你拿着钱，也可以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了。”
“约定到此为止”，他说得那么轻松，好像这四年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撕毁的合同，一个可以随时结束的交易。阿禾没有接钱。她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握得很紧，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到病床前。
病床上的老顾醒着，但他的眼神是空洞的，像蒙了一层厚厚灰尘的玻璃珠。因为面部神经麻痹，他的嘴角歪着，口水顺着嘴角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打湿了雪白的枕头。
昔日那个爱干净，每天都要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衬衫领子洗得笔挺的老头，不见了。
阿禾抽出一张纸巾，弯下腰，轻轻地帮他擦掉嘴角的口水，又帮他理了理盖在身上的被子。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一个睡着的孩子。
老顾的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嗬嗬”声，不知道是想说什么，还是只是无意识的喘息。他转动着眼珠，似乎在看着阿禾。阿禾做完这一切，直起身，再次转过身，面对着顾家兄妹。
她的眼睛很平静，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里面没有波澜，也没有愤怒。
她没有指责，也没有哭闹，而是默默地拉开了自己那个已经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的拉链。
那是一个很旧的包，是她从老家带出来的，上面还绣着一朵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小花。
她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用蓝色方格手帕层层包裹起来的东西。
她当着顾家兄妹的面，一层，一层地打开手帕，像是在展示一件无比珍贵的宝物。
手帕的中央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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