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政治干部的缺乏，所以当时的很多重要职位都是由曾经立下累累功勋的元帅和将军去担任，毛主席每次在中南海组织的会议基本都是将军元帅前去参加。
不过在某次会议中，毛主席却一改往日的平易近人，脸色神情异常严肃，那些曾经多次受到毛主席表扬的将帅们现在也如坐针毡。
毛主席对他们直言不讳，尤其是对六大军区司令员，直接警告他们要守规矩，很多人都认为是六大军区司令的山头太多，所以毛主席才敲山震虎，谁不懂规矩就敲谁。
昔日毛主席对山头主义的破除
所谓的山头主义是基于我国国情出现的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我党领导创立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由于当时的通信手段太过落后，而革命根据地又相对比较分散，所以各个地区大多都是开展相对独立的长期游击战争。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曾经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人们才将其形象地称之为山头主义。
这种情况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依然存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就曾出现过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严重阻碍了党组织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增强，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山头主义一度成为我党争取更大胜利的关键。
毛主席作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对这种情况早就有了认知和处理方式，他早就指出过“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和被敌人长期分割的革命根据地”，一个地方的革命军队在攻打敌人的同时，很自然地就会形成各个集团和各个山头。
所以在毛主席的理解之中，山头主义其实是中国社会基于特殊革命形势的产物，是必然的客观因素。
就主观方面来说，毛主席觉得山头主义是由于党内教育不足所造成的，虽然这种山头及其主义并不是人为造成的，而且具有盲目性，但它存在却会给人民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和消极作用。
毛主席早在1944年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党内几乎遍地存在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由于它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形成的，所以我们不能当没看见，而应该基于现实情况下对它进行正视，并妥善解决。
在具体的操作上，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确定的，早期由于通讯手段的缺乏和敌人的分割，我们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所在地方独立自主的进行作战。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各自的斗争方式，各自的人际关系，以及在观察问题时各不相同的立足点，这种情况在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完全不可能避免。
所以连毛主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也有许多部分，比如内战时期的苏区白区，苏区之内又下辖不同的分区”，虽然非常复杂，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后来对日作战期间也有山头，那就是众多的抗日根据地。
故而毛主席对此的最初判断是承认山头，但是反对山头主义，故而在后来的实际作战之中，基于对全国力量的团结和维持，毛主席选择了尊重实际，照顾山头。
但此举是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不过从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全局来看，承认山头就很难消除山头主义，尤其是各个山头在长期斗争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固的人际关系，而这种人际关系又很容易演变为亲疏关系，界限也会随之出现。
时间长了就会发展为自由主义，如果变得越发严重，就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会彼此抱成一团。
所以从党的长期团结统一出发，无论是山头还是山头主义，都应该逐步进行削弱，而不应该加强。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山头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所以毛主席提出了搬石头的办法进行消减，为此还特别提出了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而在七大前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全党反对山头主义的斗争。
主要因为当时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不能够允许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如此，各个相对独立的集团会严重阻碍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
六大军区的改造
从后续的情况来看，毛主席在建国之前所采取的措施非常高瞻远瞩，而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集体，建国之后对军队的敲打就不得不着手进行。
尤其是当时的六大军区司令，曾经的他们在作战期间就已经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尽管在解放战争时相互配合，打击国民党军，但并不影响其中所出现的山头倾向。
而伴随着国家的建立，之后的战争注定会减少，如果不及时对军队中的山头和山头主义进行及时的整顿和敲打，那么情况只会像毛主席当年所提出的搬石头理论一样越发严重。
所以毛主席这一次才会将六大军区司令集中到中南海开会，而且重点指出了部队内部的山头问题，这些曾经为国家立下不朽功勋的老将帅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一场大范围的改革即将到来。
六大军区的成型是在1950年2月全国依次被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西北等六大军区，主要是因为战争尚未结束，而当时的军区和行政区重合，在党政军一体的情况下，有利于资源的调配。
但军区内任职方面，一般都是由司令员把党政军一肩挑，比如中南军区的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都是由林彪担任，而东北则是由高岗担任，西北方面则是由彭德怀担任。
这种党政军一体化的情况，在战争时期虽然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些不太适用，随着战争逐步被消除，权力的过分集中很容易导致在内部出现拉山头的情况。
所以毛主席才会决定敲打山头，并且很快在1955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行动，将原来的6个军区划分为十二大军区，分别是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军区。
这次军队的改革是由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进行，并且方案不止这一个，当时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总共提出了6种进行军区划分的方案，不过最终所采用的却是海陆边防与内地作战相结合的方式，部分合并，部分割裂，最终形成了12个军区的划分。
其实这一决定也受到了当时美苏冷战的影响，当时的我们决定加入苏联阵营直面原子弹的威胁，彭德怀曾带领军事干部专家团访问过苏联，亲自了解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所以才会支持12个军区划分的决定。
粟裕对此也进行了解释，“对军区的如此划分其实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今后在战争中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当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时，很有可能利用其原子优势不宣而战”。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敌人兵力及其可能进攻的方向地形条件交通状况以及我军的战略意图作为军区划分的重要依据，所以最终才进行了这次改革，而在此之后，军区内的司令员和政委分由两人担任，而且都是40岁到50岁之间的少壮派。
十二大军区的体制一直持续到了1985年，期间也曾发生过细微改变，比如在1967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内蒙古军区被降为省军区后划分到北京军区，1969年西藏军区被划分到成都军区。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一场叛逃事件，毛主席亲自下场主持了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军事主官的轮换无疑是对军内山头主义的最大限度打击。
1985年，我党决定继续对部队进行大精简，进行了百万裁军，最终在这一年的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整个军队调整为七大军区，此次变动主要是因为现行的军区体制内存在战役纵深浅，独立作战能力弱以及机构重叠和后方部署重复等问题。
种种现象都不利于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况且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才决定对军队进行再度划分。
从另一方面来讲，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次决策其实也是对当年毛主席敲打山头观点的又一次变相延续。
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守规矩，其实也是想要让他们避免军队内的山头主义倾向，毕竟这十分不利于内部团结。
虽然这种拉帮结派的情况是基于我国国情出现的，但毛主席却依然在坚持改变这些弊端，曾经的六大军区司令也一直在积极配合，这才有了如今团结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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