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在最激烈的战争，不在中东、也不在台海，而是在华盛顿内部。总统、国会、最高法院，这三个原本互相制衡的权力支柱，如今成了互相掐脖子的三只手。
特朗普上台，不只是在治理国家，更像在和美国制度本身开战。他打的是国会，赌的是最高法院，结果是整个美国，陷入制度性内耗。
要理解今天的美国，得从两百年前讲起。
1787年，美国宪法设计了一个全世界最复杂的权力系统，总统管行政，国会管立法，最高法院裁决纷争。
三权分立的初衷，是防止“独裁者”，可没想到，两百年后，它成了让国家“谁都干不了事”的陷阱。
杰斐逊曾说：
“最危险的权力，不是滥用的权力，而是被分散得太细的权力。”
建国初期，国会是老大，总统只是“行政秘书”，要批钱、批军队、批条约，全得过国会。
麦迪逊、门罗、亚当斯那一代总统，都被国会牵着鼻子走。直到林肯，才第一次强硬使用总统权力，越权宣布“解放黑奴”、无视国会批评。
他赢了内战，但也埋下了种子：
“总统能否超越法律，为国家自断锁链？”
这成了美国政治永恒的命题。
1803年，一个听起来很无聊的案子，彻底改变了美国权力的格局：“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那是总统亚当斯的败选余波。他临走前任命了一批“午夜法官”，想卡死继任者杰斐逊。结果杰斐逊上台，直接拒绝承认任命。
被拒绝的法官马伯里，一气之下告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审了整整一个月，最后没判杰斐逊输，但他干了一件更惊人的事：宣布国会制定的部分法律“违宪”，从此废除。
这一刀，斩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强的权力，“司法审查权”。从那一刻起，最高法院成了美国政治的“终极武器”。
它能推翻总统的行政令，能废除国会的法案，能左右整场政治战的胜负。
但也从那一刻起，美国的制度开始悄悄变味，权力越平衡，冲突越深。
再看今天。
特朗普以“打破旧秩序”的姿态上台，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可是他想修墙、要预算，国会不批；他要行政令、封移民，法院拦；他想派国民警卫队平息骚乱，州政府告他“越权”；他想对外国加税，最高法院又质疑“违宪”。
总统否决国会，国会反否决总统；最高法院夹在中间，一会儿成帮手，一会儿成刽子手。
特朗普上台的五年，成了美国宪政史上“制衡机制的高强度压力测试”。
过去，制衡是制度的安全阀；现在，它变成了国家的刹车系统，踩死不动。
历史上的国会，偶尔叛逆。可现在，它彻底变成了党派的战场。
众议院靠选票驱动，参议院靠州权平衡。两党划分选区、操纵舆论、挟持立法。
财政拨款、医疗改革、债务上限、援外资金……每一项都能拿来当人质。
于是我们看到了荒诞的现实：
因为预算分歧，政府“停摆”；
因为医保补贴，公务员断薪；
因为党派斗气，军队领不到工资。
这不是权力制衡，是权力互绑。每一场“停摆”，都像是美国给自己掐了一次喉咙，而那把象征“公正”的权杖，也早已被政治染色。
在特朗普任内，三名大法官来自他的提名。按理，他该如虎添翼。
可现实是一旦案件触及“总统豁免权”、“贸易政策”或“选举干预”，这些大法官并非盲从。他们反而成了政治斗争的“司法炸弹”。
美国最高法院如今不再只是解释宪法，而是在改写宪法的意义，从堕胎权到枪支法案，从环境条约到企业监管，法院一次次推翻国会立法、挑战总统权威。
制度不再是稳定的基石，而成了摇摆的杠杆。
特朗普想掌握权力，国会想掣肘总统，法院想主宰裁决。这场权力三角的撕裂，正在让美国国家机器缓慢失速。
财政停摆、外交失信、社会极化、国际威信崩塌。
当“制衡”变成“互咬”，当每个机构都忙着防别人滥权，没人再有心力“治国”。
美国的宪法，本是防止国王；可现在，它成了绞索，勒住了自己的喉咙。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当年写下宪法时，他们设想的，是永恒的理性秩序；但他们从未预料到两百年后，美国的自由，会在制度的过度防御中被自己掏空。
特朗普不是制度的破坏者，他只是揭开了制度的病。一个总统想行使权力，一个国会想垄断权力，一个法院想定义权力。
这三者的战争，才是撕裂美国的真正内战。当一个国家的每个权力都合法，但没有一个权力能行动，那一刻“民主”，也成了最完美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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