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赵燕菁 围绕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问题，展开思想交锋对谈。
许多人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认为自己的命运可以自我掌握。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个人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系统的波动。个人努力（阿尔法）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贝塔）都至关重要。
确实，关键在于把握当前的潮流。正如赵老师刚才所述，我们所处的世界目前正处于一个瓶颈期，亟需重启。在此过程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世界究竟是会进一步分裂，还是能够找到方法减轻分裂程度，避免全球性的灾难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历史经验教训，同时在国内层面上，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经济政策的逻辑，如何做好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如何做好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货币财政产业政策，还包括我要说到的福利政策。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门槛，一个十字路口，我觉得整个世界就在十字路口上。
从经济和全球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与基础货币创造的逻辑、债务的创造者是谁、全球信用的创造以及这个创造的信用的受益者是谁，以及这个蛋糕如何再分配的逻辑相关。因此，我们讨论的问题，赵教授更侧重于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逻辑，即国家资本的创造，以及中国资本创造的逻辑来探讨。我则更倾向于从全球货币体系变革及其产生的再分配效应的逻辑来探讨。为什么提出这个？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正如翟老师刚才所述，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遇到了这个问题。目前，大家普遍感觉中国经济的下滑主要是由于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所致，并非由于经济本身出现问题。无论是谁，这都不在规划之中，不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因此，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外部因素，是外部中期的影响导致了我们国家经济的波动。我的理解是不同的，即中国经济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在经济学中，经常讨论的一个概念是中等收入陷阱。许多国家在达到这一阶段时遭遇困境，只有少数能够成功跨越，大约10%到40%的国家能够成功跨越。然而， 翟 老师清楚地指出，某些国家是明星国家，可能在某个未知的时刻遭遇挫折。因此，他们将此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一说法也存在争议。
虽然我不确定是否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增长在转型阶段确实会遭遇增长断崖。是的，增长断崖。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断崖，是因为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阶段，对于一个国家、企业或家庭而言，其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都会经历显著的变化。
在初始阶段，经济增长表现为一个高速增长阶段。例如，在中国开始城市化的过程中，大规模投资和建设是关键。只要有钱，就能进行建设，当时主要需要解决的是资本问题。由于投资规模巨大，经济增长也非常迅速。这就像工厂初期大量购买设备和建设厂房一样。政府方面，修路架桥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其中一部分，这些做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个增长过程是普遍存在的，家庭层面亦复如此，结婚后往往迅速购置房产和车辆，这背后体现的是庞大的需求量。然而，发展越快，意味着这一阶段会很快结束。对于融资能力较弱的经济体而言，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中国的建设速度令人惊叹，许多项目已提前完成，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甚至，我国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设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便已投入全部资金。而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设施，很多发达国家都没有。是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开始警惕了。一个城市一旦所有广场、马路、公园、歌剧院等公共设施都已建成，接下来将如何发展？是不是还有地铁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以及正在修建的一号线、二号线，还有十一号线、十五号线、十七号线等地铁线路呢？
因此，城市与企业的发展历程相似，到达一定阶段后，不能仅限于扩建厂房或销售设备。必须迅速转向第二阶段，即专注于产品生产。政府亦应如此，需要迅速启动招商引资，以增加税收和现金流。因此，我国的城市发展与全球趋势一致。
经济增长的首个阶段为高速增长阶段，随后必须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面临了挑战。因此，我们可以将第一个阶段简称为建立资产负债表的阶段，即通过大量负债、投资形成大量资产。那第二个阶段呢？第二个阶段则着重于创造现金流，表现为利润表，要求收入减去成本后，不仅要偿还债务，还要支付利息，同时还有剩余的收益是吧？
我插一句话，关于赵老师提到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我的理解是，中国以及之前日本甚至欧洲一些国家作为后发国家，在此之前已有成功的先发国家为它们铺平了道路。这些先发国家展示了工业化是什么样的过程，它们提供了一个模板，描绘了一个更加先进、高效和现代化的社会是怎样的。
作为后发国家，我学习它们，并结合自身条件进行发展，但总体上有一个模板存在。例如，既然它们有铁路，我也会有铁路；它们有汽车，我也会有汽车。我可能做得更好、更有效率、规模更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无需承担试错成本。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我们无需支付试错成本，因为那些错误已经在前人中试错过了。我们明白答案是什么，我们只需通过逆向工程，根据已知的结论去猜测、推导中间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后发国家能够实现一个阶段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可能是十几年，也可能是30年，甚至更长，是吧？但无不有初，显赫有终，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正如赵教授所述，只有通过高速增长，一个国家才能成功跻身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力量之一。这个过程充满挑战，一些国家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赵教授有其独到的见解。我认为，这与第二阶段的分配和再分配密切相关。如果再分配能够实现相对公平且持续稳定，那么国家便有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反之，若未能做好分配与再分配的工作，国家将难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的标准。起初，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他国的经验作为模板，但随着挑战的升级，我们需要学会独立面对，解决前所未有的难题，这时难度自然增大。
我认为，这可能与赵老师今天提到的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 翟 老师刚才提到的分配问题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是贯穿始终的。包括美国在内，其之所以出现当前的问题，也是由于分配机制出了问题。是的，美国国内的分裂局面也是未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所导致的。因此，我认为我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才能顺利通过这个门槛。我们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已经进入了大量创造财富和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我们中国则正处于转折之中。
在资产负债表向利润表转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忽视的，即基础设施的大部分——比如七八十的基础设施完成了。你不对，北京有俩机场了，三个机场是吧？还有十几条地铁，然后你没法再修了。你再修大剧院吗？你再修高速公路都不知道往哪儿去修了，高铁已经修到恨不得要往西藏再修了，都是不赚钱的线路了，然后现在修高速公路也都是开始。没有当初的收益那么好。
在报酬递减阶段之后，投资会出现断崖式下滑。投资者不清楚接下来该投资哪些项目，导致融资需求减少。这一减少会影响债务端，使得原本借入的资金开始偿还，中间借钱。
现代货币与传统货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债务与现代债务的形成过程并不相同。现代债务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债务，其在生成信用的同时也会生成货币。这是传统经济学中，在信用货币出现之前，所没有的机制。
我插一句话，确切地说，1971年之前经济学界形成的许多命题和认知，在1971年之后可能不再适用。在1971年之前，世界上主要的货币是什么？最开始是贝壳，人们需要去采集贝壳作为货币。后来，布匹也被用作货币，但这种货币的生产是有成本的。如果一批布匹捐赠给了你，那么你就不能再通过生产同样的布匹来获得货币了。因此，货币变成了实物货币，即通过物质商品来代表货币的价值。随后，铜、锡、银、金等贵金属及其制品成为法定货币，它们本质上都是实物。包括黄金在内的这些实物，构成了货币的基础。
直到1971年，许多经济学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当被问及是否知道1971年的某件事情，黄金非货币化，他们可能知道教科书上记载了这件事，但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So what？它意味着什么？不知道。
考虑到后辈学者的教科书内容，因为整个学科发展史不过半个世纪。我们不得不问，这些学者是在哪个年代学习经济学的？答案无疑是80年代和90年代。那么，他们所学习的教科书是何时编写的？答案是，这些教科书中的许多内容，包括我经常批评的布兰萨缪森定理，都是1962年编写的。这意味着，这些理论可能与我们此时的对话相似，是基于当时的情境构建的。例如，1962年关于汇率和货币问题的理论。
自1971年起，逻辑发生了变化。原本是一个二维逻辑，而到了2021年、2023年以及2033年的央视黄金时间，其购买力可能会有微小波动，就像在二维空间中那样，有起伏但总体上是在这个平面上。然而，1971年之后的逻辑，我们仿佛处于宇宙大爆炸的市场逻辑中，不再是一个平面，而是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球体上，这个球体扩张的速度还是加速度。因此，将适用于平面上的理论，用实证数据证明其正确性，再将其套用于1971年后的逻辑，就会出现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赵教授和我，当我们讨论现代货币逻辑、债务逻辑，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主动增加债务，尤其是国债时，会强调国债与企业债、家庭部门债务以及本币债和外币债的区别。对于那些遵循教科书理论，缺乏实际研究和数据研究的人，尤其是那些不从事新数据研究的人，这套理论命题与他们之前从老师那里学习到的完全不同，因此会让他们感到非常激动。
然而，他的老师所教授的内容主要基于1971年之前的逻辑，他所看到的现实是1970年之后的。现在你说不对，有的人说不对，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再到2010年代的欧洲债务危机，这些不都是危机吗？是的，你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了吗？它们没有借本币债，而是外币债，都是外币债。它们没有资格去印制可以用来定价的纸片，去定价自己的国债。
因此，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知识更新问题。许多人未能及时更新知识，或者没有进行真正的个人研究，而只是停留在流行的、大众层面上的认知上，用这些去探讨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课题，无疑是荒谬的。我同意 翟 老师的观点，即我们所学的知识在上学时与毕业后可能大相径庭。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比如传统的治疗方式，或者是费雪、奥地利学派等人的观点，虽然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现在讨论这些已无意义，因为货币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面对的是不同的货币环境，无论是70年代之前的美元还是人民币，与之后的都有本质的区别。
虽然表面上看，钱和纸张似乎相同，但实际上，它们已经完全不同，逻辑已经完全不同。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逻辑思维。实际上，国外也在积极更新观念，激烈地进行讨论。我注意到，您撰写的稿件以及我之前的一些节目讨论过相关内容后，有评论认为这不就是现代货币理论吗？他们认为现代货币理论似乎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观点。那么，这种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源于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那这些经济学家他们的思维哪来的呢？他们是否仅依据教科书上的理论OK？我的看法是，他们的观点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是通过研究货币史，分析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其结果，最终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与他们的观点不谋而合，强调实事求是。我们不应该记住某个老师曾经讲过什么，或是教科书上的理论，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见，而应该关注事实和数据，看看实际情况产生了什么结果。
确实，我们不应该过分关注那些大师或导师的言论。你会发现，一般持反对现代货币理论的人，通常不是学业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这类学生在初中学业成绩尚可，但进入高中后，成绩并不突出。他们之所以反对现代货币理论，是因为他们记忆中的教条里并没有涵盖这一内容。
在金本位或硬通货本位时代，正如刚才所述，整个世界的逻辑是这样的：一旦借贷，哪怕利息不高，也会带来麻烦，无论是国债还是民间债务。因此，我们看到所有帝国最终都是因债务而崩溃，例如西班牙帝国、拿破仑帝国等。
然而，到了现在，逻辑已经发生了逆转。那些声称要“让所有人发财”的人，实际上都在怎么做呢？答案是：他们正在不断加杠杆，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区别在于，富国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而穷国则背负着巨额债务，但要注意，这些债务是用它们自己的本币计价的国债。
早在30年前，我们就不断被告知“美国麻烦了”，因为其债务日益增加。同样，我们也听说“日本麻烦了”，因为日本的债务也在不断攀升。然而，观察现状，美国的麻烦真的存在吗？显然不是，他们仍然比我们过得好。那么，他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难道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我们整日加班，而他们却能准时下班，享受优越的福利。他们的人均GDP并不一定高，但他们创造了什么？他们的整体逻辑是如何形成的？
30年前我们就预测到他们即将面临崩溃，他们将遭遇重大变故。人出事了吗？是的，他们说前段时间你们看他们鼓捣的货币理论，他们推行了MMP，推行了全民杀钱，为的是实现全民基本收入，对吧？这为拜登提供了给老百姓发钱的机会，发了钱之后他们一定会打通账。
有人预言美元一定会崩溃，但美元真的崩溃了吗？实际上，美元非常坚挺。美国经济完蛋了吗？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全球最低之一，而且也是50年来最低的。美国经济当然通过加息，暴力加息，经济会有所震荡。但实际上，它的表现远超人们的预期。更重要的是，通胀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起来。
许多人担忧美国通胀的恶化。需要思考的是，通过印钞票和发债所获得的好处，包括美国资本和美国人民。然而，这种做法带来的代价由谁承担呢？实际上，只有美国消费者承担了一小部分，通常在10%左右，现在更是降到了6%。当然，这个比例还会继续波动，而全球市场则在一定程度上分摊了这些代价。这种现象，我经常觉得可笑，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并不了解经济，只是盲目听从他人，跟随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反对。
正如 翟 老师和赵老师所述，现代货币理论不就是这个吗？那岂不是要导致高通胀？他们根本未明确阶级立场。明白吧？当自我搞不清楚哪些观点对自己有利时，那些教条派的经济学家谈论现代货币理论，大家就会立刻联想到资本家的一面——有钱。因此，我反对当前的货币政策，我反对借贷房贷，我反对扩张钞票，这样我的钱才值钱。底层人民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呢？要求是中央政府必须扩大债务，通过发行货币或者提供福利来补偿我们。
观察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光谱，我们发现主张现代货币理论的经济学家通常为哪类人群提供咨询服务。之前提到的Symphony Ton是为谁服务的？是为美国政治光谱最左端的那位叫桑德斯的老人提供咨询服务，对吧？桑德斯主张的是什么？是反对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与我与赵老师所讨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一致。然而，我注意到许多贫困和年轻群体未能充分理解这一状况。
然后他说，你居然主张发放现金，支持现代货币理论，这难道是要把我们穷人的钱都变吗？你有多少钱呢？显然，有钱人自然会反对现代货币理论和福利发放，因为他们只有这样他们的钱才显得更值钱，不是吗？他们之前无论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手段积累的资本，都是他们权力的杠杆。
按照我们的讨论，中国应主动采取措施扩大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通过购买中国国债来增加基础货币。这将促使经济中的国债大幅增加，从而替换高息地方债。给地方政府松绑是吧？地方政府获得资金后，便能为当地人民提供公共产品，进而实现公共服务，这是逻辑所在。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所有经济行为最终都蕴含着政治意义，即它们代表了特定阶级的利益。我希望大家，尤其是年轻人，能够理解这种逻辑关系。当然，我们不仅需要学习政治，也需要掌握专业知识，来判断这种做法是否可行。例如，过去的大土豪分田地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做法，虽然短暂地带来了快乐，但不可持续。我和赵老师探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如何使社会更加公平，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另一方面，这种游戏能否持续，是不是？而且，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增强竞争力。对，这才是我们需要找到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关于货币问题的思考，以及增长问题的学习，都是从经济教科书中得来的，并非我独创。正如 翟 老师所提到的，我们曾经学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是在布林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编写的教科书。包括张国昌教授在内的许多人都非常推崇这位飞行员，这些我们都拿来学习。
然而，问题在于，当新情况出现导致货币发生变化时，债务的概念也随之彻底改变。因此，我现在的思考重点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这两个阶段的变化。在会计意义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代表了一个企业的两个方面。然而，在我们的城市经济中，这两个阶段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阶段，经济上是两个阶段。首先是建立资产负债表，然后转向利润表。虽然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可以顺利转型并开始盈利，不再持续投资于购买设备，但对政府而言，存在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许多国家无法跨越这个阶段？原因在于，当大家不再借钱，而是开始偿还债务时，去杠杆化的过程便开始了。
在三区一补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货币无法发放。即在债务突然消失后，人们普遍认为微观层面的还债是好事，但宏观层面的还债则是坏事。因为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涵盖了我们生产的设备和其他物品，而负债端则是由所有者权益和债务共同决定的。
所有者权益实质上是一种债务，是用它来抵押说我能赚多少钱，用股票、土地等作为抵押所生成的债务。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强调信用的重要性，说你不能赚了钱之后再去拼命还债，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在宏观上是一回事。
如果无法发行债券，当前的货币便停留在银行体系内。许多经济学家常讨论今年M2的发行量，以及整体货币供应量看似显著增加的情况，比如今年的货币供应量显得特别宽松。然而，真正的货币是从银行流出并进入市场流通的。如果将100亿货币比喻为总量，若其中80亿留在银行，实际上只有20亿在市场中流通。因此，必须将这80亿贷放出去，货币才能真正产生现金流和收益。
利润表与货币供给密切相关，是吧？市场取决于什么？资产负债表中的市场需求消费由谁创造？你生产出这么多东西是债务创造的。所以大家现在老把债务和信用对立起来，其实你只要债务发够了，你的钱才能出来。钱出来以后才利润表才有利润了，你才有收益，对不对？然后你的投资才有回报你挣的利润，然后才能回支持你的信用，你的信用才是真的吧？
企业的性质与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此。国家可以创造货币，而微观主体如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则不能。只有你是创造货币的，我们的债务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能做错，对吧？因为你要必须把这个货币发出去。过去，人们在发展时会向银行借款以创造货币，但如今，这一过程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过去，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财政支出并不是简单的财政消费，而是基础设施投资，这创造了我们的贷款需求。因此，资金都是通过这个渠道流出。
许多人认为，我们的资金似乎都被用来购买房地产了。事实上，如果没有房地产作为抵押，资金创造是无法实现的。没有房产作为抵押，人们无法获得按揭贷款。在没有购买房产时，这笔钱从何而来？对于没有购房的人而言，他们将永远无法获得贷款，因为他们没有房产作为抵押。因此，贷款是在某一特定时刻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我认为可以简单地将这一逻辑理解为，国家目前正致力于创造这种需求。
要如何创造消费呢？首先需要有人负债，从而创造出货币。当然，如果负债能够平均分配，那么消费能力将更强。反之，如果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消费能力则会相对较低。
但前提是必须先创造出财富，然后再讨论如何分配。因此，如何创造财富就涉及到了融资贷款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吴长明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观点，即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家都只还钱而不借钱，这将导致所有人的资产负债表都会出现问题。
资产负债表揭示的是什么？资产总额必然等于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和，即企业的负债减少，资产总额也会相应减少。无论企业建设了多少工厂，修筑了多少道路，如果没有生产出产品，因为没有消费，没有车走，没有人走，那么，这些资产最终都会贬值。并不是拥有资产就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同时创造需求。
然而，存在一个难以理解的循环：需求由债务端创造，因为债务与货币直接相关。因此，当谈论扩大内需时，各方普遍支持。然而，提及增发债务时，反对意见便出现了。假设债务无法成功发行，内需和消费将萎缩，企业现金流收入也将减少。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需要牛奶，生产再多的牛奶也无法避免因缺乏货币而被浪费。
因此，大家实际上担忧的是通货膨胀，但这种担忧是不正确的。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货紧缩。我们的资产端是全世界最强的。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哪个国家的通胀率最低？答案是中国。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风险是通货紧缩，即我们已经建立了大量资产，然后需求端突然消失。
我们对全世界的顺差敞口大约为三万多亿美元。若全部转换为人民币，意味着在国内必须有同等规模的资产负债表支撑，即当假设我们停止出口时，这个敞口是通过利用他国的资产负债表创造出来的，是美国人负债，我们通过出口生成美元。正如 翟 老师所解释的，这正是支撑我国资产端的方式。如果与美国脱钩，比如减少1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那么我愿意借更多的钱来支撑你的生产了。是的，我可以选择将资产端转移到印度或越南，或者让这些地方竞争，但我作为债务端的角色不会改变。所以美国现在是这样的，但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建立的工厂和产业链就必须迁移，或者迁到印度，或者迁到美国，总之不能在中国。因为如果他们不愿意给予支持，那么我裁决要么就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14亿人成为最终的消费者。
因此，当我们谈论扩大内需时，关键问题在于，刚才赵老师提到的针对线上听众的资产比例可能偏高，我将对此进行通俗的解释。我的解释并非基于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财务逻辑，而是回归到生活常识。设想我是一个拥有14亿家庭成员的大家庭的当家人，在过去，我们家境贫寒。在过去的地球村中，村长同时担任保安队长和银行行长，他们家境富裕，可以随意开销，因此他们的生活奢华，夜晚灯火通明，将重活累活都外包出去。为了给我的孩子提供工作机会和食物，我请求他们，那回来以后给我是吧？来，我来给你打工，你写张纸片，写个欠条，我的钱就是你的。这便是从穷到富，或者说从赤字到收支平衡，从最贫困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策略经营方式。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没有创造自己的国家信用。观察中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可以验证我刚才所述的逻辑。因此，我建议那些致力于此研究的同学，去验证我刚才说的逻辑，你们要去查看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自9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结婚，再到2014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中填充的都是美国人的负债。
欧洲的负债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而中国政府自身的国债几乎没有增长。在此过程中，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相当于征收铸币税。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中国老百姓努力生产、储蓄，但货币的真实购买力——即财富总量中货币所占的比例——却在不断缩水。当时M2的增速高达21.6%，然而实际获得的利息仅百分之几。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储蓄者实际上已经缴纳了铸币税，即相当于放弃了部分购买力。
我们常将中国人民比喻为辛勤的小蜜蜂，它们日以继夜地采蜜，然后将蜜放入蜂箱内，自以为今天又有所收获。然而，到了半夜，养蜂人打开蜂箱后门，用小刮刀轻轻一刮，21.6%的蜂蜜便流失了。那么，刮出来的蜂蜜属于谁呢？它归谁了？
这部分价值，即劳动所创造的增量价值没有被纳入我国中央财政。如果中央财政向全国储蓄者征收土地税，这将为全体公民创造福利和公共产品。然而，这些税收并未用于国内，而是流向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外，购买了他们的国债。他们所发行的国债依赖于他国的资产和劳动成果，正如赵老师所述，这种负债与我们的资产、劳动成果之间形成了一个对应关系。因此，他们能够维持较低的通胀率，并享受远高于其应得水平的福利水平。
自2014年起，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扩张及增量部分发生了显著变化。它开始购入中国的自身债务。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表面上看，我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权，值得注意的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谁控制了谁的脖子。
关键在于确定定价货币是什么？这种货币是否可以无限印制？没有限制。在1971年之前，各国的货币发行受到黄金或金银储备的限制，不能随意印制货币。但自1971年起，这些限制被取消，货币发行量变得无限制。与无穷大相比，任何数量的储备都显得微不足道，所以你的辛劳所得最终不过是白白送给他人。
我们过去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的孩子通过拼命工作、加班和节俭，积累了财富。这个财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工作机会，至少有活可干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习得了一项技能，有了谋生之道。此外，我们还获得了技能的溢出效应。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汇聚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家的孩子，许多最聪明的孩子都选择加入他们，因为他们家的条件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创造了先进的科学产品和成果，包括芯片、软件以及各种创新的想法。
现在，两家的矛盾已经显现，共同的敌人也显得摇摇欲坠。这两家将使我们的力量不断壮大，是吧？凭什么？像我与赵老师这样的，我们考察过欧洲和美国，没有发现他们在种族问题上比我们更先进、更优秀，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是吧？他们能玩的我们也同样可以，而且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是吧？
因此，双方基于战略和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关系是相互的。以往这种关系的政治、安全和社会心理前提一旦崩溃，一方决定不再继续，另一方也失去了继续合作的动力。我们都希望实现高质量发展，期望孩子们不仅局限于生产螺丝，也能进入写字楼工作。然而，全球范围内能够在写字楼工作的机会是有限的，是吧？因此，我们需要公平竞争。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有机会进入华为工作，我们也能制造出比苹果手机更优秀的华为手机。
是的，到了那时，他开始意识到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他不得不显露出真实面目。过去，他可以扮演一个慷慨、友善的角色，帮助他人发展，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你得到你想要的，你想要发展，你想要技术，那他得到他想要的，他一张纸票就可以拿你的成果，是不是？这是一种共生关系。但现在，这种共生关系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
好的，回到刚才提到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端的相互对应和映射关系，必须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应当确保民众生活得像人一样，必须做好再分配，特别是让有能力购买5100万的华为手机的年轻人群体得到满足。只有这样，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才能得以支撑，从而推动华为的再次崛起。实际上，整个世界是一个循环，需求端和供给端都需要发力。
以刚才提出的需求端问题为例，世界的整体需求源自债务，因为债务本质上是货币。债务的主体多种多样，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等。在这些部门中，哪个的负债是最优质的？答案无疑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其以本币计价的债务被认为是高质量且无风险的。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问题的核心在于家庭部门的负债过多，达到了顶峰。支撑这一负债的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最终，当泡沫破裂，家庭部门的负债问题暴露无遗。考察美国是否因此衰落，我们看到，它通过一系列措施成功地避免了类似于1929年大萧条之后30年代那种紧缩性经济危机，从而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答案在于，政府大幅增加了国债发行量，而谁来购买这些新增国债呢？答案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急剧扩张，从2008年的9000亿美元迅速增至4万亿美元，这额外的3万多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经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高能货币与市场上企业的信贷、家庭存款等M2、M3等货币乘数形成了一种乘数关系。因此，通过大幅扩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国债发行量，央行创造了更多高能货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注入更多资金，以增加负债并填补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崩溃所造成的负效应，从而相对平稳地度过了危机。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中国的家庭和企业部门负债率较高。问题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的负债同样居高，且利息负担过重。因此，早就应该考虑采取措施，包括发行中国的本币国债。
事实上，关于中国本币国债，你猜猜我们有多少国债？许多人误以为中国背负着巨额债务，但实际上，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仅约为二十多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中国GDP的约100%，大约120多万亿人民币。是吧？而且，中央政府的债务率占GDP的比例，在所有具备一定经济规模的经济体中是最低的之一。
换言之，那些本应借债的主体没有借债，而那些不应借债，尤其是不应借入高息债务的主体，却被迫借入了大量债务。这反映了债务结构的问题，以及是否存在国家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缺乏明确的限制，这便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你被教育了，你就对这个债务就很恐惧。正如一位美国总统曾言，“值得恐惧的只有恐惧本身”，即以本币计价的国债，在逻辑上，在1971年之前是不能借入的。尽管是本币，但该本币是与黄金挂钩的。
因此，当人们兑换这种货币时，必须使用黄金。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黄金——十个瓶子兑换七个盖子，有人用多少个瓶子来兑换，你无法满足需求，这可能导致经济崩溃。然而，自1971年起，兑换变得可以无限制了。
如果你还有疑问，那么建议你查阅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以及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从那条增长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未导致高通胀。只有在最近，尤其是在疫情的影响下，由于大规模的财政而非货币扩张，才出现了高通胀的迹象。货币大幅扩张之后，它还在通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美元是全球交易的货币，如果中国不提价，那么美元的通胀就无法显现。对，就是这么个道理。因此，尽管汇率未变，商品价格仍可能上涨。
为什么在最近的疫情期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和国债规模有所扩大？那为什么有点通胀，而且通胀也没有失控？为什么有点通胀呢？这是因为这一次美联储印制的货币，或者可以理解为它把印制的钞票交给了财政部。美国联邦财政再将这些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的各类计划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从而导致了通胀的出现。然而，一旦全球供应链恢复正常，通胀率又会回落。目前的6%对拜登政府而言，实际上是心中暗喜的水平，为什么？因为通胀率为6%，而平均利息仅为3点多，这意味着政府在支付利息的同时还能略有盈余，这无疑改善了债务状况。
刘老师之前提到的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并非我的研究重点，我在此补充一点。在我的书中也提到了，关于中国的崛起，其中一个特点是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债务，而它们为何能够负债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其他地区的政府不能像中国政府一样负债？似乎我们很宽松，但没有信用一样带不动经济，所以我们要理解中国的特色是什么。在全球众多国家都开放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何有些国家没有实现崛起？因此，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开放对我们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的经济增长始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如果美国现在不让我们加入或者实行脱钩，我们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原因在于，我们的增长依赖于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如果被排除在外，就像被赶出奥运会一样，我们将无法继续发展。这正是他们如此害怕全球化的投入的原因。当然，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过去二十余年，尤其是近十年来，全球化经历了高潮，而中国和美国两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最为得意。实质上，全球经济增长主要由中国和美国两国驱动，它们分别在资产端和提供全球最便宜资本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方面，中国负责劳动端，提供全球最便宜且高效的产业链。事实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两端相加，其他国家只能旁观。因此，尽管人们常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全球并非都在快速发展。观察一些国家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变化，你会发现它们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计算，可能会发现某些数据你还可能存在误解。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似乎对我国和美国最为有利，自2010年至2020年，全球GDP增量约1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获得了8万亿美元，美国则获得了6万亿美元，剩余部分由其他国家共享。这就是全球化的游戏规则。
因此，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化中都获得了利益，但为何其他许多国家未能实现相同的发展？加入WTO被许多人视为解释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需注意，印度和一些其他国家早在我们之前加入，它们原本就是市场经济体。此外，南美的一些国家在加入时可能享有一定的优势，它们的条件可能优于中国。中国给予的待遇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想对此做出解释。我的理解是，全球化和开放的经济体系对哪一方更有利，是取决于你是劳动力还是资本的强弱。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分工合作使得双方都能获益，资本方比以前不分工时更强。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开放经济体系似乎更倾向于资本强的一方。因此，资本方总是试图放宽劳动力市场，即便提供优惠关税以吸引劳动力市场开放，也是吧？
然而，当中国加入后，许多人认为中国将面临灾难。是的，消耗完了现在不去美国、欧洲，许多人认为中国被美国给骗了，以为中国是老规矩的。他们认为资本一进来就会把中国的品牌全部收购，由于资本的强势，当时有很多人提出中国崩溃论。结果中国并没有崩溃，他们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剧本不对。
确切地说，我们不应只关注结果。实际上，自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突然间成为了资本强国。加入时，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和长期资本，全靠招商引资。那时，我们的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加入后，我们的比较优势已经谈妥了条件。我加入了以后，突然间形势一变，我变得强大。
那么，转变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是从2004年8月31日开始的。在此之前的时期，我国的土地财政使得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原因在于政府依赖开发商的投标，而开发商则通过竞标获得土地使用权。如果厦门市政府提高地价，开发商就会选择其他地方投资。因此，政府为了吸引开发商，不得不降低地价。直到2004年8月31日之后，规定同一地块必须有两家以上开发商参与拍卖，这一变化源于多个开发商对政府施压的结果。
回顾政府财政收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自2003年起，地方政府的收入曲线便已显现，而这一要求则在2004年正式实施。观察该曲线，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的收入增长迅速，达到了几千亿、上万亿、几万亿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某些政府的常规公共预算收入。在地方政府的预算中，公共预算的收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而非用于盈余积累。这与全球的普遍做法一致，即根据所需公共服务来收取相应费用，类似于小区物业费，不能额外赚取利润。因此，如果让打扫卫生，那么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卫生费；若要管理停车位，则需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
然而，中国的地方政府有所不同。它们突然获得了大量额外的财富，这主要来自中国的土地财政。从那时起，你可以明显看到中国的行为模式并不像一个劳动强国，而是更像一个资源强国。我们国家从那时起开始建设高铁，还有地铁和轻轨，这些都是发达国家的玩意儿。随后，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种投资行为通常只有富裕国家才有实力进行。此外，电动汽车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趋势，只有资金充足才能参与其中。
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拥有两张资产负债表。一张是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通过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顺差来创造货币，实际上充当了美国的货币局。因为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相当于用美元代替黄金使用。自1971年信用货币制度确立以来，尽管美元是信用货币，但各国仍将其作为储备。
我注意到一个“赋能”问题，即谁赋予了谁的赋能。过去，许多人误以为是因为我们赚到了美元，所以才有人民币。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是中国的过剩劳动力为美元提供了信用背书，是它赋予了美元的价值，而不是相反。
换言之，如果印度无法偿还其对美国的债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对印度施加压力，全球任何国家都无法救得了印度。原因并非印度没有资金或者贫穷，而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所创造的信用是在美元之外的，是额外的一个信用。如果美元崩溃，那么其他所有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崩溃。因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美国的美元周期根本无关。
为什么？我们通过房地产作为抵押发行了中国特有的内生货币。因此，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有两种货币：一是央行发行的货币；二是通过购买房产和土地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和融资所创造的货币。这一部分没有在国家层面做过，即便在经济危机中，地方政府依然可以这样做。作为在地方政府工作的你，会发现政府有很多钱。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依赖于全球经济形势，即使没有危机，我们也会发展，甚至可以抄底全球资产。我有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在80年代末，有一位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香港人士来到上海，他教上海的同事如何将沉睡的城市土地转变为可用的资产。
是的，在80年代末期，首先学习了说可以做经贸，学香港。到了90年代，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分税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就有了对税收的迫切需求。是的，就是我这个税源的收税权利上交中央2/3，或者说都归了中央，地方没钱。但所谓的“事权”归中央了，“钱”还是“权”，不是“事权”，进一步下沉“事权”。所谓“事权”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指的是花钱的责任是吧？
是的，因为要开展业务就需要资金，而预算有限，因此我们被迫开始寻求创新。首先从上海浦东开始，随后大连、重庆等多地也相继采用了这一模式，这是地方政府的创新举措。
确实，这些技巧最初是在香港学到的。并且，由于我们恰好拥有一个条件，即所有土地理论上属于国有，因此可以应用这一套做法。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变革不够充分，他们无法进行此类操作，因为那些国家的土地已经私有化，不属于他们。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创造了一个土地财产的1.0版、2.0版、3.0版，金融化和货币创造的逻辑也逐渐发展起来。
是的，我第一次听到您提到2004年8月21日这个特定日期，我认为这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关。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恰好从事这一行业，可以说我对这个过程有着亲身的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涉及土地财政，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虽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具体开始的时间点与您提到的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无法复制中国的成功呢？对，所以现在我们在教印度是吧？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现在去印度进行指导，他们依靠土地财政是无法实现的。
正如 翟 老师所述，中国为何能进行此类改革？原因在于1982年宪法中的一项规定，即土地制度的两权分离：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当时，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条款的重要性，尽管它实质上具有很高的内涵。但为何未引起重视？是因为随后的一句话规定，即所有国有土地不得转让、抵押或继承，只能通过国家划拨，而划拨是免费的。由于不需要付费，且当时人们对土地市场并无买卖需求，故此条款未引起公众关注。
好，那么，当这一条蛇写完后，何时开始发挥作用呢？正如你所描述的，当时深圳需要杀出一条血路，中央财政无力支持，于是给予了资金支持，总计可能超过两千万元。虽然没有直接提供资金，但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然而，他所提到的“杀出一条血路”，实际上是指违反政策所开辟的道路，对吧？因此，这被称为“血路”。
随后他前往香港考察，当时是1984年我毕业之后，恰逢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我们参与了规划工作。当时我们中院制定的96版规划中，深圳预计人口将达到150多万，是一座大城市。当时深圳面积很大，有很大的魅力，但我们都认为这个目标难以实现。考虑到中国和世界历史，从1986年到2000年的十几年间，在城市生命周期中是短暂的。也就是说，从开始规划到实际建设完成需要这么长时间。现在我们也觉得雄安要达到多少人口规模，也觉得不太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周期性因素，即当农村有无限人口时，即使少量人口迁入也会对城市造成巨大压力。
是的，所以我认为在当时，由于缺乏资本，农民无法进城。城市的发展需要重资产投入，如修路、修桥等。我们过去依靠积累来发展，比如通过农业的剪刀差，即农业省下两口饭，然后修条路，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这便是我们传统的积累模式。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在金本位或硬通货本位逻辑下的必然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受到了挑战。例如，深圳的学习和中科院的大规模规划就是一个例子，涉及上百万人。
接着，我们讨论了香港，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约100万中国人逃往香港，但香港的繁荣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对，地铁、桥梁和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资产。此外，香港的机场和启德机场在全球排名中位列前茅。这些资金从何而来？有人提出是否英国出资赞助，但香港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那么资金的来源究竟是哪里呢？
我猜想这里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看待人口：是将其视为负债还是资产？许多人认为一百多万是负担，但其实，正如刚才所讨论的，货币、土地以及债务杠杆等资源利用得当，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在全球分工中，人口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资产，而非负担。人口的多少取决于资本的多少，如果资本不足，比如在古代中国，由于土地负担重，人多了就没有地可种，人口过多便成了问题。
是的，人是消费的主体。因此，必须实行计划生育。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劳动力短缺。例如，香港虽然资金充裕，但人力资本已足够，从而激发了创造力。在这个阶段，我们讨论的是剩余人口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剩余资本的问题呢？香港的解决方案是出售土地，因为它不是从……香港的本质是什么？
香港与英国的土地制度不同。香港的土地制度中，一半属于新界私有土地，而九龙和香港岛的其余部分是英国的土地，英国人并不认为是借来的。因此，这些土地采用的是与北美等地相同的制度，即归属于英国女王所有。这意味着英国女王相当于拥有国有制。
对，我是有国有的，不是吗？所以，你能卖，我为什么不能卖？所以，他……但是英国女王不限制土地交易，所以你看英国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年限什么的。实际上他们相当于就是收取了香港土地使用权的大量现金流。对，所以你看英国的殖民地很多，但是发展起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吧？
所谓的香港市九龙河这些地方，实质上是通过征地拆迁等手段，剥夺了当地原住民的土地权利。他不认为你有原住民，想想，在这个很残酷，就是屠杀，把原住民全部赶走。原住民国家为什么都不行？印度也不行，都不行。你必须征地拆迁，对不对？但是这些国家他这把一把就省了，就相当于有一个土地所有权的初始设定。
确实，初始设定和资本积累是关键因素。但是在中国，以深圳为例，情况有所不同。深圳虽小，却与英国相似，实行国有制，对吧？但不同于英国，中国的城市规划并非基于原住民的意愿，而是规定城市属于所有人。
画一条红线，我拿着它去银行说，今后只要我盖一个城市，我找你借钱，银行就借给我。为什么？因为这条红线代表了所有权。而印度政府画的红线没有任何用途，对吧？也就是说他没有想买，然后拿了钱，其中一个人把房子卖了以后还了钱。所以当时他采用了这种方式，所以深圳没有采用像香港那样传统的积累模式，而是直接学习了新加坡的做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土地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融资的手段。所以地只要卖的是什么？这个地价是什么？是未来的收益，是未来的租金。你配了基础设施，租金一定会提高，你把未来的租金100万就是低价。
因此，当时我们在深圳，那是在1987年，正如你刚才提到的，那里的第一笔交易开启了。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和上海都从香港学习了这个模式。是的，都是向香港学习的，是第一槌。我们可能比他们晚几个月，大概就是深圳是最早都是从香港学的，但香港的为什么？香港的地价高，资本生成率高，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地价是由香港居民购买的，而深圳的地价也是由香港人购买，当时香港的地价在中国是最高。
那些人从隔着那边界一看白菜价是吧？那多便宜。对，多便宜。而且，由于上海的土地征用成本相对较低，相比于深圳，上海的拆迁和征地费用要便宜许多。深圳的情况相当于原来的边境，随着人员的流失，现在随便哪块地都无人耕种了。
上海和厦门等地的竞争较为激烈，导致它们的地价较低，而支付的地价较高，深圳因此成为了长期的赢家。尽管厦门也是特区，但其发展仍不及深圳。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先发优势或智商差距，而是因为我们依赖金门，而香港比金门更强大，从而比我们更强。因此，深圳成为了我国的标杆，这是由于其地价差额效应所决定的。
是的，由于香港靠近世界最发达的金融中心、港口和机场，其公共服务的外溢效应影响了我们地区。然后我们把它的外衣的卖出一个零头，是吧？资本方面，赵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中国原本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国家，拥有较多的劳动禀赋。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分工劳动导致了我们被锁定在低端环节。我们总是从事劳动力型的组装工业，如出口鞋盒和外箱包。而人家可以提供高科技产品，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和孩子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在这种分工下，赵老师认为，中国的孩子也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觉得这样的分工是相对合理的。
然而，我们能够成功挑战的关键在于，我们创造了一种基于土地的信用体系。通过土地，通过不断、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在中国国内我们创造了巨额的信用。因此，政府，尤其是政府与地方融资平台，掌握了大量信用。不仅如此，据赵老师所述，许多企业家的信用也来源于土地。他们通过抵押厂房、家庭住房或楼盘来获取现金流。因此，可以看出，国家信用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机制。
刚才我们反复强调，基本信用是中国中央政府主权信用创造。然而，该创造并未实际发生。在此背景下，谁来创造信用呢？是地方的土地财政弥补了这一缺陷，从而带来了今天的成就。
因此，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理解这个过程，即过去我们是如何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关于未来是否应继续遵循此路径，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具体而言，我们主张中央政府应负责扩大债务。是的，中央政府将扩大债务，甚至未来可能达到数百万亿。不应认为中央政府发行数百万亿国债是过分的，从长远来看，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越多越好。这些资金的用途首要是置换地方政府的高负债，尤其是那些高利息的债务，从而为他们解套。
地方政府目前面临着高利贷的紧箍咒，而且大家对此表示深切的忧虑。尽管担忧是人之常情，但客观事实是，地方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其信用资质不如中央政府。想象一下，一个大家庭中，家长出于过去的艰苦经历，对未来的经济状况充满担忧。她不理解现代货币和债务的逻辑，只知道节俭，害怕重蹈覆辙，饿肚子。因此，她会精打细算，削减开支，孩子们的收入要交给她，而他们若要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则需自力更生。
因此，他的信用非常好，他在地球村的融资成本极低，仅为2%多一点，是全球最低的之一。尽管他积累了大量金银财宝，但他不舍得花钱。人们都希望向他借钱，但他不愿意负债，他认为负债过多是个问题。他的思维还停留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时代。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可以借到钱，但利率较高，甚至超过5%。因此，现在应该做的是这个“抠门”的老娘需要多读书，多思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再次借债。
是的，你把儿子和孙子都借了钱。为什么呢？到最后，即便是向一个乡党委书记这样的小人物所借的钱，也与你有关。因此，当你的孙子欠下高利贷，利滚利导致债务迅速增长时，你最终不得不介入。与其如此，不如现在就采取两个措施：首先，将高利贷债务转换为你的低息贷款，通过这种方式扩张你的低息负债；其次，对你的孙子以及你的儿子们要加以严惩，以示警示。
不能因为孩子不听话就饿死他，这是错误的。家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教育和心理辅导，而不是简单的饿死他。最后，你也会因为不忍心而没有真正饿死他。
所以，这就是国内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一直以来都在强调，本币债务本质上是一种恶。在1971年之前，只要借贷就会带来麻烦，债务规模越大，问题就越严重，离“死亡”——即财务崩溃——就越近。对于任何主体，债务越多，它离死亡就越近；债务利息率越高，它离死亡越近；债务周期越短，它离死亡越近。这是1971年之前的状况。但1971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政府可以自行印制的国债，这种国债数量越多，其价值就越大，就好比你挖掘到了更多的黄金。对，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如地球上只剩下我们中国14亿人，而全球其他地方的人口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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