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成都街头，电视台被密密麻麻的女孩围了三圈。
交通彻底堵死，交警只能一趟趟领着女孩过马路，再领一批回来，一天要循环10个小时。
这不是什么明星见面会，而是第二届《超级女声》的报名现场。
当年超女的火爆程度，放在现在都很难想象。
五城报名总人数超15万，有人为了给女友加塞，甚至掏出假枪威胁。
大家之所以疯魔，全因那句口号：不论年龄、不问地域、不拘外貌、不限身份，想唱就唱。
海选舞台上的场景更是五花八门。
有人穿礼服，有人披睡衣，还有人抱着宠物就上了台。
有选手边唱边看歌词小抄，直接把手机彩铃当伴奏。
更绝的是个模仿李玟的姑娘，唱到一半突然接电话，对着听筒喊“在参加超女呢”。
评委一天要听上百遍《欧若拉》，两百遍《遗失的美好》，估计这辈子都不想再听《一千年以后》。
但没人觉得反感，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80多岁的老太登台唱革命歌曲，说就想让大家听听她的歌。
四川一位公司董事长黄薪，穿红色漆衣漆裤跳自创舞蹈，把评委都笑翻在地，还被封了“红衣教主”。
有人打电话给电视台提意见，说该把跑调的、长得丑的剪掉。
制作人直接回怼，不能因为这些就剥夺别人上电视的权利。
本来以为这种“原生态”的选秀成不了气候，没想到反而火得一塌糊涂。
19岁的周笔畅是陪朋友报名顺手参赛，21岁的张靓颖之前在酒吧驻唱，李宇春当时都计划好北漂住地下室了。
这三个普通女孩，慢慢成了舞台上的焦点。
当年的粉丝也特别疯狂。
贴吧里第一次出现“粉丝”这个词，大家还自发组建了宣传部、策划部，甚至财务部。
投票全靠短信，有人连买12部小灵通，有人借出租车师傅的手机，还有人砸50万买神州行卡给李宇春投票。
2005年8月26日的总决选之夜，更是成了全民狂欢。
成都街头车流骤减，火锅店都空了，服务员全围在电视机前。
600人的演播厅挤了上千人，电视前的观众超两亿，收视率比春晚还高。
李宇春最终以352万票夺冠，粉丝冲上舞台高呼“超女时代，宇春最帅”，长沙的夏夜都跟着沸腾。
那届超女早就不只是一档节目了。
黄健翔说张靓颖的声音比肩邓丽君，陆川称这是电视史上平民的胜利。
《中国式离婚》的编剧王海，发现儿子偷拿她手机投票，票却全投给了李宇春。
王石更是直言，看看超女就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时代。
当年的社会背景也给了超女土壤。
百度刚在美国上市，中国网民突破一亿，土豆网上线时写着“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大家压抑已久的表达欲，借着超女这个舞台彻底爆发。
《新京报》的社论说得好，这是一场从头到尾由庶民参与的狂欢。
超女的后续影响力也超出预期。
全国巡演场场爆满，周笔畅拍了电影，张靓颖签了华谊，李宇春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当选“亚洲英雄”。
那些没晋级的选手也不失落，她们说看着李宇春她们晋级，就像自己也圆了梦。
但狂欢的热度还没完全褪去，商业的触角就已经伸了进来。
2006年第三届超女，长沙和杭州唱区观众累计超一亿，但味道已经变了。
尚雯婕换了三个唱区才晋级，说感觉像再参加一次高考。
更离谱的是投票乱象。
专门的“投票公司”应运而生，还有叫“工业猫”的投票机器，每台装8张手机卡，一小时能发5000条投票短信。
成都、沈阳等唱区接连曝出“短信丑闻”，新疆选手张美娜晋级失利后，家长说为了投票，家里欠了9万外债。
尚雯婕最终以519万票夺冠，票数比李宇春和周笔畅当年的总和还多。
但这届超女的争议也最大，多年后亚军谭维维还在新歌里唱，“三人合影，我站在冠军左边，陪她嬉皮笑脸，她样样不如我”。
停办两年后，超女改名《快乐女生》回归。
短信投票被取消，换成了网络投票和彩铃下载。
粉丝团体也升级了，用QQ群发布指令，行动整齐划一。
但网站投票页面上全是网游、医美广告，歌声早就不是重点了。
2011年的快女更夸张，选手住进“快女城堡”，50多台摄像机全程直播。
赖床、偷懒、抱团宫斗，70多天的直播让节目更像吵闹的真人秀。
有观众留言，“她们在比赛吗？怎么一个选手都不认得”。
这一年，观众已经决定不了冠军，只能当看客。
大家也不再觉得自己是奇迹的主角，贴吧里开始流行“屌丝”这个词。
爆冷夺冠的段林希，短暂高光后就挥霍一空，只能回云南老家，连亲人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2016年，超女转战网络，何炅重新主持，大家再唱《想唱就唱》。
旋律没变，但物是人非。
决赛巅峰夜，官博只有4人转发，评论才46条。
当年的冠军是B站萌妹UP主“圈9”，连真名都没公开。
那天抱着手机想重温青春的人不少，但大多看了一会儿就关掉了。
太长了，也没有当年的感觉了。
超女之后，全国冒出十几档选秀节目，但套路和剧本越来越多。
《中国好声音》的转身椅子，《舞林争霸》里爱哭诉的选手，都透着刻意。
2018年《创造101》亮相，练习生背后全是华谊、环球这样的大公司。
杨超越那句“我们村唯一的希望”，成了草根叙事的最后回响。
到了2021年《青春有你》，粉丝为了投票，买一箱箱真果粒奶，倒掉后只留瓶盖扫二维码。
当年一票票投出的选手，变成了一箱箱倒出的偶像，观众也成了“资本的免费数据劳工”。
如今的团播模式更直接，一群俊男靓女列队站立，你刷礼物才给你唱。
歌声和微笑都成了商品，不管是出售者还是购买者，都只是洪流里的一员。
2024年《时光音乐会》第四季，五届超女重聚。
张含韵再唱“酸酸甜甜就是我”，二十年过去，大家的命运早已天差地别。
安又琪在浪姐折戟，张含韵公司破产，叶一茜嫁给田亮成了“森碟妈妈”，纪敏佳加入文工团后转行唱歌带货。
当年的评委也没了往日风光。
黑楠远赴伦敦，在家吹口琴玩吉他；柯以敏开全球巡回演唱会，只卖出27张票。
何洁在节目里说，一辈子都和超女这个标签绑在一起，节目给了她圆梦的舞台，也让她早早直面社会的复杂。
周笔畅参加浪姐时摘掉了眼镜，直言最近专辑效果不好，要让流量重新看见自己。
张靓颖在演唱会上尝试纯欲风，被网友质疑“网红化”。
末代快女冠军段林希，8年前重回北京时卡里只有11.1元。
她借钱交房租，重新北漂，租住在42平开间里，出门只坐地铁，打车只选特惠和拼车。
她上过奇葩说，说快女冠军对她来说不是光环，而是累赘。
算法时代里，她成了尘中客，也是局外人，体验过云霄坠落，也旁观过落魄翻红。
本来以为北漂能重新起步，没想到还是要面对现实的残酷。
超女这20年，就像一面镜子。
镜前人在变，镜中倒映的世界也在变。
从2005年的庶民狂欢，到后来的商业侵蚀，再到如今的资本主导，选秀行业早就没了当初的纯粹。
那些当年追着超女投票的人，如今大多已经成家立业。
再回头看，会发现超女不只是一段青春记忆，更见证了娱乐行业的变迁，以及普通人梦想在时代浪潮中的起起落落。
段林希说，要是北京彻底不留她了，就收拾行囊离开，背着吉他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或许，这才是“想唱就唱”最初的样子。
只是那个全民追梦的盛夏，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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