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12日下午三点，张茜忽然低声问：‘叶帅，他要跟我说什么？’”门口的卫士愣了一下，推门把叶剑英请了进来。那时距陈毅长眠仅六十余天，病榻上的张茜瘦得让人心疼，却依旧把上衣扣得整整齐齐。
叶帅没有寒暄，直接把几页病历递给她，声音压得很低：“最新的切片报告……医生说是肺癌晚期。”屋里一时只剩心电监护器的滴答声。几秒后，张茜推开纸页，像在谈家常：“发现癌细胞？这点小事，没什么了不起。”
这种轻描淡写并非逞强。她真的不怕死，怕的是留下的事无人打理——陈毅最后那本诗稿还散落在抽屉、公文包、旧日记里。有意思的是，就在得知病情当晚，她立刻给大儿子小侉打电话：“把你爸所有诗稿全搬来，今晚开始整理。”
时间往回拨。1月6日深夜，北京日坛医院冷得像冰窟，陈毅呼吸已靠机器维持。凌晨一点，张茜被搀到走廊，她拽着吴恒兴院长的袖子只问一句：“他痛吗？”得到“无明显痛苦”的回答后才放手。那夜她没落泪，眉心却始终拧着。
三天后，陈毅短暂清醒，嘴唇嗫嚅：“叶帅……到了没？”恰巧叶剑英刚离开。张茜急得直跺脚，又不敢大声，生怕惊着病人。等叶帅再赶回，手里掏出那段手书的“二月逆流”平反文字，她强撑着精神催女儿姗姗朗读，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朗读声落，陈毅眨了眨眼，算是回应。张茜心下一松，险些瘫倒，却仍死死攥着丈夫的手。那一刻她意识到，陈毅最在意的不是荣辱，而是历史的公正。
6日晚23点55分，监护仪一条直线划过。张茜被医生扶到休息室，门刚合上，抢救程序立刻开启。一个半小时后，吴院长摘下口罩，声音沙哑：“再也摸不到心跳了。”张茜点头，没哭，只问：“遗体什么时候转301？”
八宝山追悼会规格低得出奇，连哀乐都靠旧留声机播放。张茜看着600字悼词底稿，被问意见，她把钢笔划拉一下：“写上‘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够了。”工作人员面面相觑，不敢多言。令人意外的是，1月10日下午，毛主席突然出现，戴着黑纱步入小礼堂。张茜终于失声痛哭，这是她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落泪。
处理完葬礼，张茜才允许自己往病床上一躺。起初只是咳嗽，后来手帕上频频染红，小丹陪她夜巡小院，她却不肯多歇：“我得重新安排咱们的生活。”语气平静得像在聊春季剪枝。
叶帅告知病情那天，她立了三个“军令状”：整理陈毅诗稿、写简单回忆录、把四个孩子安顿好。她笑言：“活得过来最好，活不过来也值。”医生暗自摇头——以她的状况，术后生存期最多两年。
张茜的工作节奏堪称残酷。上午修改底稿，下午翻检档案，深夜裹着那件改制过的礼服外套再誊一遍。她常说：“这样写，仲弘读着才顺。”这种自说自话让护士掉泪，她却不让任何人陪夜，嫌“脚步声乱思路”。
1973年深秋，肺部转移灶急剧增加。一天傍晚，她突然大口吐血，病房门外的小羊吓得直打颤。张茜擦干血迹，拍拍儿子肩膀：“别怕，妈妈不倒，你爸的诗还没排版。”那份执拗，像极了昔日战地服务团的香姐。
值得一提的是，张茜年轻时本可走向戏剧巅峰。《兄妹开荒》里的农村小妹、《阿Q正传》里的吴妈，她都能信手拈来。可1940年，她在皖南密林里一句“从军须从最前线”，转身就给陈毅当了勤务秘书。有人替她惋惜，她只笑：“倘若我不在他身边，谁给他找袜子？”
1950年代，陈毅任上海市长，她跑去北外学俄语，硬是凭几个月苦功把自己练成随行翻译。后来出访苏联，张茜把陈毅发言稿译得流畅漂亮，引得外宾频频点头。回想这段往事，她自嘲：“学俄语原本是混口饭吃，没想到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场。”
癌症进入晚期后，张茜最惦念的是远在英国读书的姗姗。春节前，她让人写贺卡寄过去，字里行间全是轻松口气：“妈妈胃口不错，咳也少了，你安心读书。”事实上，那时她已靠吗啡止痛。护士劝她通知女儿回国，她摇头：“孩子心里的伤够多了，让她读完书，给你爸爸挣脸。”
1974年1月，《陈毅诗词选》排成油印本，封面是浅灰色道林纸，扉页上张茜写了八个字——“热血写诗，诗载热血”。样本拿到手，她抚摸良久，小声说：“总算没食言。”当天夜里，她高烧不退，凌晨沉睡过去，再没醒来。
出殡那天，北京落了小雪。四个孩子把母亲骨灰盒放在父亲碑侧，石碑背后留了空位——那是张茜生前嘱托：“两个人，肩并肩，别分太远。”
有人评价她一生波澜壮阔，可她更喜欢“平凡”二字。她说自己不过是好妻子、好母亲、普通党员，这些身份，都比“元帅夫人”更踏实。不得不说，如此从容，源自骨子里的坚韧。
故事讲完，再回到那句“没什么了不起”。在常人眼里，癌症是沉重噩耗；在张茜眼中，只是行程表上的最后一个任务节点。她把生死拆解成工作清单，一件件勾掉，然后微笑着合上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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