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春的南京路，晨风里带着一点海腥气。柯庆施戴着旧呢帽，脚步快得和身旁秘书都不在一个节奏。街边店铺刚拉开卷帘门，白发市民认出了这位市委“一把手”，悄声感叹：“又来了，他盯物价可比谁都紧。”这样的画面，常在上海出现，也为后来争议不断的评价埋下伏笔。
回溯柯庆施的履历，资历确实老得吓人。1923年入党，1924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安徽省委书记时才二十九岁。抗战时期，他在统战口与各色人等周旋；1947年石家庄解放，他出任首任市长，摸透大城市治理门道。1954年陈毅调京，毛泽东一句“上海要有懂城市工作的同志坐镇”，柯庆施南下接棒。一朝掌舵远东最大工商业都市，他把全部精力投进工厂、码头与菜市口。
上海干部私下议论：柯书记对中央指示“抄得一字不差”，回沪立刻贯彻。揣摩之能，被赞“心领神会”，也被讥“唯上”。这股狠劲同样体现在用人上。张春桥原本已收拾行李准备进京，《人民日报》的人事电报都拍妥，柯庆施却一句“报社里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沪上正缺笔杆子”将其截留下来。谁能料到，这一步后来牵出了多少连锁反应。
江青第一次单独赴沪是1963年正月。外滩江风很冷，但柯庆施摆下的是热茶而非宴席。一进屋，他便把《人民日报》剪报递过去，“你看看，这里有篇社论写得冲劲不足。”江青随手翻了两页，抬头说：“春桥来没？”柯庆施点头。两人相识于那一夜，自此“文革上海招牌”隐约成形。史学界常用“铺路”来形容柯对张、江的推举，也正因此，后人推断若他再活十年，也许会出现“五人帮”。
然而，和政治上的凌厉相比，柯庆施在生活层面却近乎苛刻地自律。时任市委副秘书长的马达晚年回忆，一个除夕，他在柯家核对文件，正赶上市府来人拜年。那干部手里拎着两条金华火腿，小心翼翼放在桌边。柯庆施脸一沉：“带回去！干部要是一点寒碜都吃不得，还谈什么革命！”对方局促退下。屋里只剩两人时，柯庆施低声说：“吃惯好东西就忘本，老百姓还盯着咱呢。”马达多年后提笔写下评语：“清廉，是他无法抹去的长处。”
他拒绝排场也有不少轶事。赴郊县调研，一辆吉普、一名警卫足矣。夜宿农舍，铺草帘子就睡。乡干部想炒两个鸡蛋，他摆手：“菜地里有青菜，这就够。”有人觉得做戏，他却常年如此。舞会风行之际，上海几家大礼堂灯火通明，他却在常委会上板着脸提醒：“油水多的舞步跳多了，脑子容易发飘。”会议纪要第二天下到区局，“节制娱乐”四个字用黑体标出，舞会热度随即降温。
至于办事风格，赞与弹一样尖锐。柯庆施擅长内政，尤其对价格、粮油、棉纱分配琢磨最深。街市刮风涨价，他能立刻约来商业局、工交办，晚上一点仍盘在会议桌旁。可一旦决策落定，质疑声往往被他一句“执行就是”压下，久而久之，“一言堂”标签牢牢贴在身上。马达私下劝过，“意见多听几句总不坏。”柯庆施摆手：“时间耽误不得。”两人争到深夜，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
1965年4月10日，北京传来噩耗：柯庆施因胃癌术后并发症在成都去世，终年六十七岁。副总理行列里，他排名第六，份量非同一般。追悼会规格高，刘少奇主持，林彪花圈紧挨白菊。上海黄陂南路万人送别，工人旗帜连成长龙。那场告别之后，江青开始重点培养张春桥；三年后，上海发出第一声“造反有理”，历史走向狂飙。
1978年中央整理历史问题，会场上有人提出：“柯庆施与张、江联系紧密，可否列入审查范围？”邓小平皱眉：“先放一放，人已不在。”档案封存，评价因此悬而未决。直到九十年代，研究者才翻出旧材料，发现他的腐败纪录为零，批条子买好烟好酒的事情也查不到。争议依旧，可“廉洁”一词慢慢被写进传记脚注。
有意思的是，柯庆施去世半个世纪后，上海城市规划研究者重新审读1955—1964年基建方案，惊讶发现不少现代化骨架正出自他任内，例如外环概念、支线电车、苏州河整治。材料归类时，档案员顺手在旁批注：“务实的急性子。”对这六个字，很少有人再挑刺。
张春桥晚年被提讯时，办案人员顺口问：“要不是柯书记，当年你能留在上海吗？”沉默半晌，张吐出一句：“柯老对我有知遇之恩。”短短十三字，再无下文。历史往前推移，争论不止，但马达那句评价仍被频频引用：“他身上的清廉品质无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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