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一则新闻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美国联邦政府又一次陷入“停摆”。
截至2025年11月6日，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已经第37天，打破2018年底至2019年初35天的历史纪录，成为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
对于一个现代超级大国而言，这么如同儿戏一般的停摆显得有些突兀。这背后的直接原因，是驴象两党之间无法就预算案达成一致，导致国家机器的部分齿轮被迫停止转动。
其实表面看是财政问题，深层则是两党博弈陷入僵局，是“内耗”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
正文：
翻开中国浩繁的史册，在那些王朝的兴衰历史中，我们能看到更为持久、更为惨烈的“内耗”模板。
其中以大唐王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 与大明王朝暮年的“党争（以东林党争为核心）”最为“经典”，这两场旷日持久的内部斗争，耗尽王朝元气，其教训至今读来，仍令人警醒。
大唐的伤疤：“牛李党争”——四十年的精英内耗
唐朝，一个曾经辉煌无比的朝代，可是一场安史之乱之后，就再也没能重回巅峰。
平定安史之乱后，藩镇还在，节度使还在。这些问题早已尾大不掉，上层统治者不是没意识到问题，但是根本就是没有解决的能力和办法。
安史之乱的唐朝两任皇帝，一个选择妥协（唐代宗），一个选择用武力解决（唐德宗），结果可想而知——都以失败告终。
当时的现状是——中央权威削弱，藩镇割据，宦官权势日炽。
在如此大背景下，朝廷内部的知识精英阶层，因出身背景与政治理念的不同，逐渐分化成两大阵营。
李党： 以世家贵族出身的名臣李德裕为代表。他们多依靠门荫入仕，崇尚经世致用的实干才能，强调吏治与权威，在对待藩镇问题上主张武力削藩。
牛党： 以科举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他们代表新兴的寒门庶族势力，通过科举晋身，在政治上相对更倾向于“清流”议政，主张妥协藩镇，认为"镇守自立，未易轻议"。
两派为了自己的主张和利益相互不让，哪一派上台，首要任务并非处理国政，而是大规模清洗对方阵营的官员，“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常态。
比如李德裕得势，则大量牛党官员被贬至岭南等偏远之地；牛党复起，则李党成员遭受同样命运。
官员的才能与政绩退居次位，党派标签成为升迁贬黜的唯一标准。
在科举录取时，两派也是利用职权为自己一方谋利益。
李党当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大多是世家子弟，或者是支持李党的人；牛党当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就变成了科举出身的寒门子弟，甚至会故意不录取李党成员的门生。
两派的“斗”已经不是单纯的 “斗”，而是 “为了斗而斗”、“为反对而反对”。
最重要的是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两派无论对方提出的政策是否于国有利，为了打击政敌，必须坚决反对。
最让人狗血的一个例子是：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的记载：唐文宗在位时，李德裕上奏朝廷称吐蕃维州（今四川理县）守将悉怛谋率部献城归降。这座被吐蕃占据数十年的战略要地，突然重回大唐版图，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是牛李党争为了反对而反对又让这只煮熟的鸭子飞了——时任宰相的牛僧孺以"诚信"为由，认为唐朝与吐蕃已签订盟约，若接纳维州，会失信于邻邦，引发更大战乱。
在牛僧孺的坚持下，唐文宗下令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部众遣返。结果，这些降人刚入吐蕃境内，便被全部处决，维州再度落入吐蕃之手。
各位看官不要认为牛党好像有点不顾国家利益，其实不管是牛党还是李党，这群人为了打压对手，国家利益始终让位于派系利益。
甚至连皇帝拿他们也没办法，唐文宗曾悲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这句话道尽了最高统治者的尴尬与无奈。
大量有识之士被卷入这场漩涡，或因不愿党附而遭排挤，政治空气极度污浊。整个精英阶层在内斗中自我消耗。
牛李党争导致唐后期整个官僚体系陷入空转，国家的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官员们每日所思所想，是如何在派系斗争中自保和攻讦，而非处理政务。
这场牛李党争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四十年，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场内耗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推手。
大明的绝唱：晚明党争——道德旗帜下的生死搏杀
明朝晚期，皇帝长期怠政（万历数十年不上朝），政务停滞。
朝廷上逐渐形成了两个派系：
东林党：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以无锡东林书院为舆论阵地，讲学议政，形成了著名的“东林党”。
阉党：前期与东林党同时并立的有，以沈一贯为首的在京的浙江籍官僚，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等。到了天启年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势力异军突起，整合了反东林的力量，俗称“阉党”。
也就是说所谓“阉党”并非都是太监，反而绝大多数是文臣；东林阵营里也不是清一色书生，还站着像王安这样的太监。
与唐代牛李党争对比来看，牛李党争更多是权力和理念之争不同，明末党争则带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东林党人以“清流”、“君子”自居，高举道德旗帜，抨击时政，将政治对手往往直接斥为“小人”甚至“奸邪”。
这种“道德正确”使得明末党争变成了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斗争。
客观地说，从万历到天启初年间，东林人确实是做过一些实事。开始时东林党才是国家的希望，反而阉党绝非“善类”，但事情发展到后面，却逐渐出现了变化。
万历朝时，围绕“立长”还是“废长立幼”的问题引发的党争公开化且愈发激烈，这场风波并未随着朝代更迭而平息，在光宗、熹宗朝一直延续。
到了明熹宗时期，党争演变成了“东林党”与“阉党”两大势力的激烈对垒。
双方的冲突越演越烈：东林反对什么、阉党就推什么；阉党扶持谁、东林就堵谁。
而且双方斗争手段也极其酷烈，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了，有时直接进行肉体消灭，其惨烈程度远超唐代。
据《明史》的《杨涟传》及《魏忠贤传》中的记载：崇祯年间，杨涟、左光斗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忠贤利用“厂卫”特务机构，对东林党人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迫害。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被投入诏狱，受尽酷刑而死。
可以说，在明末这个特殊的时期，几乎每一件大事小情都能和“党争”扯上关系。
在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上，比如何应对辽东崛起的后金，以及如何赈济灾民、平息内部的农民起义，各派争论不休。
许多务实的救国方案，在无休止的党派攻讦中胎死腹中。
崇祯帝即位后，这位年轻气盛、颇有抱负的皇帝果断将阉党定罪，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党争这才暂时画上了句号。
不过也因为如此，没有人替崇祯对抗尾大不掉的文官集团（东林党）了，导致明末收不上税，收不税前线官兵就没有粮饷，没有粮饷作战就一塌糊涂。
东林党人反对向工商业征税（矿税、商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江南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导致朝廷财政枯竭，只能不断加重农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
说句公道话，这段故事没有谁绝对好，也没有谁绝对坏。
有人夸东林有气节，那么，气节能不能变成粮饷？有人骂阉党坏透了，可人家确实能为皇帝搞来钱。
到崇祯皇帝时，虽然扳倒了魏忠贤，但党争的惯性已然无法扭转。崇祯在位十七年，更换内阁首辅多达数十人，朝臣们依然忙于互相倾轧，皇帝谁也信不过，大臣们也难以和衷共济。
明末党争将“内耗”演绎到了极致，最终彻底瓦解了明王朝的统治根基，使其成为历史上因“内斗”而亡的最典型王朝之一。
小结：
我们并非要做简单的类比，因为时代、制度与文化背景天差地别。
不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人性是相似的。我们再回看文章开头提及的美国停摆僵局，驴象两党之争的种种现象的牛李党争与明末党争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唐的繁华与大明的气象，最终都未能抵挡住从内部蔓延而来的腐蚀。
作为地球上的美国大概率也逃不出那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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