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年,在东汉都城洛阳,皇宫大殿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光武帝刘秀正阴沉着脸,盯着一份来自陈留郡的耕地核查报告。

简牍里,写着一句不明不明的小字: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啥意思?颍川、弘农郡的情况可以查,河南尹和南阳郡的情况,就不能查了?

刘秀当场就火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有我皇帝不能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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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把陈留的上计吏叫来质问。

这小吏吓得魂不附体,磕磕巴巴地说:陛下,这简牍是路上捡的,俺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这时,刘秀身后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未来的汉明帝刘阳,在刘秀耳边耳语了几句。

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刘阳的一番话,让刘秀恍然大悟。

因为河南是皇帝居住的京畿地区,有很多皇帝身边的近臣;南阳是皇帝的故乡,也有很多皇帝的近亲。

他们的田宅超过了制度规定,所以不能以他们的情况作为垦田核查的标准。

眼看瞒不住了,陈留郡的上计吏这才据实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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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刘秀彻底怒了。

他本以为天下已定,正想大展拳脚整顿吏治,恢复国力。

没想到,最先欺瞒他、给他上眼药的,正是他赖以立国的根基:官僚系统和豪门勋贵!

就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夺田事件,就此被这行小字点燃。

这不是查几亩地的问题,更是一场皇帝与豪强的对决。

什么是“夺田”?

在汉代,每年五月麦收后,地方政府做的耕地普查,就叫夺田

这其实,就是汉朝版本的全国性经济普查和国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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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要挨家挨户统计:你家今年实际种了多少地?比去年多了还是少了?

因为这些数据,直接关系到秋天能收多少税,能征多少役。

所以,夺田是地方政府下半年的核心工作,十分重要。

刘秀接手天下后,自然想把这套好制度重新捡起来。

他本身就是个细节控,对官僚的考核极其严格。

结果,在建武十五年,审核各地上交的年度报表时,他发现了大问题。

各地耕地数据和人口年龄数据,波动得极其不正常,假得离谱!

一些地方官为了政绩好看,或者为了巴结地方豪强,就玩起了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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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对百姓往死里刮,甚至把老百姓的宅基地、房前屋后都算成耕地,强行增加亩数。

而对豪强则是当睁眼瞎,豪强大族的田地能少报就少报,帮他们逃税。

刘秀一看,这还了得!

税都压到穷苦百姓头上,土豪们逍遥法外,长此以往,国家还不就垮了!

于是,他果断下令重新核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田诏”。

刘秀本以为,自己亲自下令,下面的人总该收敛了吧?

但是,他低估了利益j集团的顽固。

重新核查的结果,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这把刘秀最后的耐心也耗尽了。

他意识到,问题不出在制度,而出在执行制度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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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他委以重任的郡守、刺史,早已和地方豪强结成利益共同体,联手欺瞒中央。

当规则的维护者成了规则的破坏者,唯一的办法就是换掉维护者。

于是,刘秀动了杀心。

他绕过已经不可信的官僚系统,直接派出自己的贴身秘书,奔赴各地暗访调查。

建武十六年九月,秋后算账的时刻到了。

十几个二千石的高官被押赴刑场,人头落地!

这是光武帝维护中央权威的强硬表态,看似以皇帝的绝对胜利告终。

重拳之后的叛乱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讽刺。

就在这些贪官污吏被处决的同一个月,一场谁也没预料到的巨大危机,突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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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沿海多个郡国,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叛乱!

叛军一上来就攻打县政府,杀害朝廷命官。

更可怕的是,连刘秀起家的基本盘河北地区,也卷入了叛乱。

这太反常了,新朝末年天下大乱时,乱军都不敢轻易杀害地方长官。

而这次叛乱的激烈程度,远超寻常。

原因何在?因为叛乱的人是地方豪强,并不是老百姓。

之前,刘秀处死的只是豪强们的保护伞,刀并没有砍到豪强身上。

现在,保护伞没了,中央派来的官员必然会带着更严格的审计标准。

那些长期以来隐匿土地、逃税漏税的地方豪强,好日子自然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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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些不甘心的地头蛇们,联合了东汉初年的旧割据势力残余,开始武装反抗。

郡国群盗处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这里的群盗就是地方豪强,是后汉书中的郡国大姓及兵长。

叛乱的病根还是因为:刘秀的天下,很大程度上是靠豪强的支持才打下来的。

这就注定了,他的政权无法像刘邦那样,彻底重塑社会结构,反而必须与豪强共天下。

你查账,他可以忍;你杀几个官,他也可以看戏。

但是,你真要动他的地和人了,那他只能跟你玩命了!

无奈的妥协

面对席卷东部的大叛乱,刚刚统一不久的刘秀,承受不起再来一次天下大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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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迅速派出使者,软硬兼施,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将叛乱平息。

而处理结果,颇值得玩味。

对于造反的豪强首领,刘秀并没有将首脑人物处死。

而是连同整个家族被强制迁徙到外地,由国家分配土地。

甚至还赏赐钱财,让他们安度晚年。

这惩罚,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强制拆迁加异地安置。

刘秀用这种方式,拆散了他们在本地的势力根基。

虽然,消除了眼前的威胁,却也默认了他们特权的延续。

至于最该被严查的河南、南阳两地的皇亲国戚们,史书上再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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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问”的禁区,依然不可问。

后汉书用一句话来形容夺田事件后的社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听起来,东汉迎来海清河晏,天下太平的景象。

但这盛世之下,埋藏的隐患真的解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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