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深秋，北平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刚搬进东皇城根排练厅的青年演员们没想到，几个月后他们当中会有人戴上“毛主席”的桂冠。排练厅里灯泡微黄，墙上却贴满了那年刚刚洗出来的渡江战役照片，一张张热气还没散尽。
于是之也在里面。没人注意到，换衣间角落里，他总爱对着镜子迅速比划几个手势，又抿嘴笑一笑，像在掂量什么。这是一种习惯——二十岁那年，他在仓库抬麻袋，空档就会模仿工头的腔调逗兄弟们乐。拮据、繁忙，却练出一副极灵的观察眼。戏剧感觉，就是那时候攒下的。
1942年他踏进北平青年戏剧社，台灯下读到《哈姆雷特》，一夜没睡。三年后考进北大西语系，又因学费告急退学。听上去曲折，落在他自己嘴里却轻描淡写：“书读几页，舞台更长。”随即加入祖国剧团，跑龙套、拉布景，一干就是两年。
北平解放，他随队转入华北人民文工团，也就是后来响当当的北京人艺。那会儿舞台灯光设备简陋，演员只能靠自身“发电”。于是之把模仿当日课：走路前倾三度，挥手角度不超四十五度，甚至连抽烟的节奏都记笔记。1951年初，《龙须沟》筹排，他自告奋勇演疯癫落魄的程疯子，剃前额头发，硬是把脸型拉长。首演时，大幕一拉开，全场先怔后爆笑，程疯子算是立住了。
没过多久，文工团接到排练歌剧《长征》的通知。全团沸腾，焦点只有一个：谁演毛主席？导演李伯钊心里没底。她先看档案、再看排练，绕了三圈还是没有主意。一天傍晚，有人把于是之的试妆废片扔到她桌上。那是冲洗失败的半灰影像，面部轮廓模糊，偏偏额头宽而饱，眼窝深，乍看竟与领袖神似。李伯钊盯了几秒，手一拍：“就他！”
消息传出，人艺后台炸开锅。有人担心：“他才二十七，能扛得住吗？”也有人乐观：“疯子演主席，胆子够大。”于是之自己没说话，当晚提笔写下第一篇日记：今天接到重大任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准备期不到两月。他几乎搬进排练厅。李伯钊托人找来未公开印行的东北版《毛泽东选集》，又翻出领袖早年少见的侧面照，让他揣摩神态。夜里灯光不足，他干脆把照片钉在窗框，借街灯观察每一道光影。团里老舞美师回忆：“看着他对着照片抿嘴、皱眉，一抿就是半小时，挺吓人。”
“毛主席说话，腰板不用刻意挺直，却绝不会弯成问号。”指导排练时，聂荣臻一句提醒点到根子。于是之立刻调整身体重心，把上身微微前倾，收下颌，不紧不慢开口。胡乔木听罢，只留一句：“有味道，但别抖包袱。”两句评语，他写了整整两页批注。
8月1日，《长征》在怀仁堂首演。后台气氛绷得像拉满的弓弦。轮到第六场抢渡大渡河，舞台灯光一亮，“毛主席”背手而立，忽回身一句：“同志们，速渡！”仅这一句，全场掌声爆起。李伯钊在侧幕偷看，泪差点掉下来。演出结束，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演员握手致意，唯独毛主席未到。但第二天，一张剧照被送往中南海。领袖看着照片笑道：“干革命就是疯子嘛！”一句玩笑，加重了于是之的名声，也让人艺更谨慎：从此排演，凡涉及伟人形象，定要先做案头功。
光环并非永驻。1961年《雷雨》复排，周恩来入座第十一排。第二幕刚开，周恩来侧头问邻座：“台词听清吗？”观众摇摇头。幕间休息，导演急匆匆找于是之：“总理嫌你声小。”于是之点头，第三幕提高分贝，嗓子几近沙哑。演出谢幕后，后台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周恩来先开口，却不是批评，而是自责：“政府工作报告时我也常因嗓子影响效果，演员更要护嗓。”短短几句，把批评变成提醒。等领导离开，夏衍拍拍于是之肩：“记住，台词清，角色就活。”
此后，于是之上台前必先在廊柱角落独自发声三分钟，嗓子出不来，他宁可推迟演出。有人嘲笑他“神经”，他反而乐呵：“主席都说干革命是疯子，演戏不也一样？”
1976年他病重住院，依旧让家人把那本磨损严重的《毛泽东选集》放在床头。护士好奇问缘由，他笑答：“角色借给我，书得还给角色。”一句轻描淡写，道出半生坚守。如今银幕上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已逾百位，业内公认的“第一张脸”，仍要追溯到1951年的那个灰影照片。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琢磨与自省。这种“疯”，恰是专业最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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