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川被多个军阀分割，战事不断。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两位带兵方式截然不同的将领逐渐为人所知。一位是杨森，他生于1884年，曾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是川军中少数科班出身的将领。他治军极为严格，特别重视部队的训练和军纪。1918年，北洋政府任命他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负责重庆一带的防御。
另一位是范绍增，他于1894年出生在大竹县，早年在江湖上闯荡，是当地袍哥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1921年春，范绍增带着三十多人和十几条枪，组建了自己的队伍，从此走上从军之路。
虽然两人都在川军系统，但带兵理念差异很大：杨森重视纪律和规矩，范绍增则更看重义气和人情。这种根本区别，也使得他们日后产生了矛盾。
1923年秋，范绍增率领两千多人投靠杨森。表面上，这是一次川军内部的合并，范绍增当上了混成旅旅长，驻守涪陵地区。但实际上，范绍增仍然有着很大的独立性。他的军饷是自己筹的，招兵买马也不经过杨森的军政处。
最让杨森不放心的，是范绍增的驻地经常有南京方面派来的密探活动。这些人有时扮成商人，有时装作教书先生，行动十分隐蔽。有一次，杨森下令调部队到长寿县驻防，范绍增当面答应，事后却以“江水太急、不便行军”为由，让部队在原地多停留了半个月。这些举动，都被杨森安排的眼线一一记下。
此外，范绍增在川军中很会拉拢关系。他经常在涪陵的茶馆设宴，不光招待自己手下的军官，连杨森部队的其他将领也常来参加。
随着范绍增在川军中的声望不断提高，杨森心里的疑虑也越来越重。这种不安最终促使杨森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
杨森书房里的油灯常常亮到深夜。他长时间盯着军事地图上标着范绍增防区的位置，手指不自觉地在“涪陵”两个字上敲打。身边的参谋们提醒他，范绍增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这话正说中了杨森心中的担忧。
更让杨森起疑的是，他的军火库丢失的一批弹药，最后的线索竟指向范绍增的贴身护卫。还有一次，在川军联谊会上，当范绍增端着酒碗走过来时，原本围在杨森身边的将领竟主动让出了主位。
1925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森叫来侍卫长，指着刚写好
的请客名单，交代后天要请范绍增来商议剿匪事务。他特别嘱咐，酒席要设在二进院的客厅，那里四面高墙，只有一个月亮门可以进出。
范绍增接到请帖时，正在训练场看士兵练习打靶。烫金请帖上“剿匪军务”四个字让他心头一紧。回到驻地，他立刻叫来三名亲信，关起门来商量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他派人沿江查看，最终选定离督署三里多远的龙王庙码头作为接应点，那里茂密的芦苇丛正好可以藏汽艇。赴宴那天，范绍增明面上只带了两名卫兵，实际上在路上安排了六个暗哨。
经过督署的照壁时，他故意放慢脚步，注意到院墙新装了铁丝网，站岗士兵的配枪也换了新式样。临进门时，他突然转身对副官大声喊出事先约好的暗号，藏在江边的汽艇听到后立即发动待命。
在督署的客厅里，八仙桌上摆着地道的川菜。杨森亲自为范绍增倒酒，嘴上说着客气话，眼睛却不时望向门外。酒过三巡，范绍增注意到站岗的卫兵右手一直按在枪套上。
更奇怪的是，本该轮班的哨兵人数明显增加了，连后院的柴房都派了双岗。当杨森再次举杯劝酒时，范绍增突然捂着肚子哼起来，没等对方回应，就摇摇晃晃跑向厕所，让在场的卫兵都愣住了。
此时厕所木窗的插销早被范绍增偷偷拧松。他踩着砖缝翻出窗外，落地时军靴在青苔上滑了一下，顺势滚进旁边竹林。身后立刻传来杨森卫兵们的叫喊声，范绍增沿小巷疾跑，子弹打在墙上溅起火星。
范绍增在冲出侧门时和哨兵撞个正着，他借力把对方推下台阶，自己拼命向江边跑。江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追兵的声音和枪声越来越近。
离码头还有百来步远，他纵身跳过堤岸栏杆，汽艇恰在此时冲出芦苇丛。子弹打在船板上的闷响与机器轰鸣混在一起，等到小船驶入江心雾气中，杨森督署的灯光已变成模糊光点。
范绍增回到涪陵驻地时，夜色已笼罩江岸。他站在操场的点将台上，随手扯开被树枝划破的军装，露出里面的白衬衫。跳动的火光照亮他脖子上的伤痕，台下的士兵看得清清楚楚。
他向士兵讲述杨森设宴的经过，人群骚动起来，不知谁先喊出“讨个说法”，转眼间几千人齐声响应。第二天天刚亮，涪陵码头所有的货船都被征用，军需官抬着钱箱在街上招兵。
不到三天，原来五千人的部队就扩充到八千多人。不少老兵从乡下赶回军营，他们还记得去年冬天，范绍增把新棉衣全部分给士兵，自己只披旧斗篷巡查防区的情形。
1925年4月，范绍增率部强渡乌江。先头部队刚行至江心，对岸突然枪声大作。杨森早在北岸布置了交叉火力，渡江船只接连中弹翻沉。首战失利，范绍增部队损失三成兵力，只得退守黄草山。
就在范绍增清点剩余部队时，转机意外出现。杨森手下的师长郭汝栋派亲信送来竹简密信，上面只有八个字：“明天中午，白旗为号”。原来郭汝栋早就对杨森克扣军饷不满，上个月又因作战失利被当众鞭打。
第二天两军再次交战，打到中午时分，郭汝栋部队阵地上突然升起白旗，士兵们调转枪口直接攻打杨森的主力。
范绍增与郭汝栋部队会合后，决定偷袭杨森在武隆的粮草据点。当时正值五月梅雨季节，部队趁黑夜沿山间小路行进。士兵们用麻布包住马蹄，将火炮拆开由民工抬着走。
范绍增亲自带领两百精兵，伪装成运粮队靠近据点。他们将桐油泼向守军弹药库，火把扔出的瞬间，烈焰冲天而起。守军顿时大乱，郭汝栋主力趁势攻破东寨门。
此战烧毁杨森部队半个月存粮，缴获两门山炮，迫使杨森后撤三十多里。但胜利未能持久，杨森急调重庆守军增援，又用重金收买郭汝栋手下一名团长，反而将范绍增与郭汝栋的联军围困在仙女山一带。
面对杨森部队的猛烈反扑，范绍增部队伤亡日增，粮食弹药即将耗尽。他站在山岗上观察敌军阵地，望远镜中出现新式武器的陌生轮廓。沉默良久，他收起望远镜对参谋说出转移驻防的决定。
1925年秋，他带领四千多人接受刘湘收编。刘湘在都督府接见他时，特意解下佩剑放在桌上，笑着称赞了他。范绍增拱手回礼，心里明白从今往后要在他人手下听令行事。
第二年春天，范绍增托人给杨森送去亲笔信。桑皮纸上的字迹深浅不一，信中表示去年的冲突实属不得已，希望今后各自相安无事。杨森在书房中将信纸展开又折起，反复三次，最后对幕僚摆摆手，说以后范绍增的事情不必再报。
此时刘湘势力正盛，杨森也不愿多生事端。此后两军以梁平为界，再未发生大规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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