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1日，北京的天空干冷清透，北京饭店的小礼堂却热气蒸腾。元旦联欢会正在进行，礼堂前排坐着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端坐其间，神情一如往常的儒雅沉稳。灯光暗下，哑剧小品《吃鸡》开场。不到三分钟，他突然仰头大笑，肩膀抖动，眼角甚至渗出泪花，旁人看得怔住：总理究竟被什么逗得如此痛快？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1962年春，青年演员王景愚随剧团到广州慰问演出。一天夜里，这位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没几年的小伙子，抱着一罐罐焖鸡蹲在后台。鸡肉纤维又老又柴，啃半天嚼不动。他闷声皱眉，又被一道聚光灯扫到，同行们在旁起哄，他也忍不住自嘲地做了几个夸张动作。有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一刻，王景愚灵光闪动：生活里最闹心的瞬间，恰恰能成为舞台上最鲜活的喜剧。
回到北京，他对妻子李莉莉提起这个念头。李莉莉是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学生，平日胆儿大，说话也直：“吃鸡也能演？除非让观众看了听懂你的肚子在叫。”王景愚哈哈一笑，仍执意排练。第一次彩排，她皱眉摇头：“戏得贴地气，别只图好玩。”王景愚点头，却更来劲。夫妻俩抠动作到深夜，琢磨鸡腿卡牙缝的细节、蘸料泼到袖口的尴尬。灯泡微弱，草图凌乱，创作热度却越来越高。
哑剧在中国并非新鲜玩意儿，清末市井杂耍里早有“默剧抿戏”。可到了五十年代，更多青年演员追随苏联话剧体系，默剧渐显冷清。王景愚硬是要把它拎出来，冒险味十足，同行有人悄悄议论：“夏洛克演得好好的，怎么跑去搞哑把戏？”这种微妙的非议，他听得见，却装作没听见。
1963年元旦，《吃鸡》第一次在重要场合亮相。舞台简陋，仅一把椅子，一套餐具。他穿件旧毛呢西装，双眉一挑，叉腰落座；随后，整只“老母鸡”变成一道硬梆梆的“难题”。先抡斧劈，再捶桌板，最后想出“化骨水”——一瓶酸菜汤倒下去，“鸡”却冒泡喷溅。动作夸张，但极守逻辑；台下观众忍不住捂住肚子。坐在最前排的周恩来也趴到陈毅肩头，乐得眼泪直流。稍远处的文艺工作者暗暗心惊：这样放声大笑的总理，以前真没见过。
领导人的笑声，给此剧判了“活路”。演出结束，王景愚被请到后台，周恩来拍拍他的肩，只说一句：“生活味足，好！”短短六个字，让演员浑身滚烫。消息不胫而走，《吃鸡》成了文艺圈热门话题，信件像雪片般飞到青年艺术剧院，有鼓掌的，也有酸话：“连台词都省，收的还是主演工资？”尖刻的评论确实刺耳，可观众掌声更响，王景愚咬牙接连推出《公文旅行》《武松打虎》。
争议随之升级。一次莎士比亚学术讨论会，有位老专家摇头：“从夏洛克到《吃鸡》，太跌份。”现场鸦雀无声。王景愚站起身，笑了笑：“喜与悲都是舞台的子女，谁敢说孰高孰低？”话音落地，掌声几乎与嘘声同时响起。这种交锋，他日后还得面对无数次。
他的身体却吃不消。1977年，他自编自演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巡演奔波，神经衰弱、高血压轮番上门。医生连写三张病危通知，他仍旧推辞休演。有人劝他：“歇歇吧，观众不会怪你。”王景愚轻声回答：“台上没声音，心里却有火，熄不掉。”李莉莉明白他的倔强，只能在侧翼守护，逢演必随，夜里悄悄给他测血压，怕他倒在舞台中央。
有意思的是，外界越喧嚣，两口子越沉得住气。王景愚偶尔忘记钥匙、记不住排练时间，被朋友揶揄“愚丈夫”。李莉莉调侃：“愚就愚，戏好就行。”一句玩笑，化繁为简，也定下家中尺度——艺术可疯，生活得稳。
王景愚的哑剧生涯在八十年代走向平缓，却未被时代抛下。北京、上海、沈阳的文工团陆续排演《吃鸡》，把老母鸡换成了微波炉里的速冻鸡腿，却保留了那股掰不动的“刚性”。从广交会舞台到中南海招待会，这出短戏反复出现，观众层次截然不同，笑点却屡试不爽。有人分析说，这就是日常琐碎的魔力：谁没啃过一块难缠的硬骨头？
周恩来那晚的开怀，留在了一张定格照片里。照片被冲洗后送到《人民画报》，编辑在底片背面写下评语：“严拔千钧处，仍有生活之乐。”字迹不似官方口吻，更像一位普通记者的感慨。图片最终没有公开刊登，直到多年后流入档案，再被历史研究者发现，才让世人见到总理鲜见的一面。
至此问题也就有了答案——他笑的，并非一只难嚼的鸡，而是芸芸众生在困顿里自嘲的勇气；他流下的泪，也并非戏剧效果，而是对百姓生活气息重新回归舞台的欣慰。喜剧不写宏大叙事，却能让最忙碌的国家总理暂时忘却报表和公文，这，或许比任何奖章都更能说明《吃鸡》的分量。
2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