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回响——从办公室到田间的教育足迹、农村营养餐的成功试点|主任|农村营养餐|副局长|山坳|股长

山坳小学的食堂飘来土豆炖排骨的香气时，我盯着墙上的老照片出了神。照片里，王局长蹲在梧桐树下，给扎羊角辫的李小梅擦嘴角的饭粒，我举着相机，把穿透叶隙的阳光定格成永恒。口袋里，张股长送的那支英雄钢笔硌得手心发暖——这物件，藏着2005年春寒里的那些硬仗。

2005年的春寒还没褪尽，我在教体局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已坐满一月。办公桌上，张股长送的钢笔还凝着新鲜墨香，桌角日历圈满待办：协调基教股春季开学检查、汇总“两基”攻坚月度报表、筹备县委教育工作会议材料。比起综合股单纯的文字活儿，办公室更像“总调度台”：上接县委县政府各部门，下统局里十多个股室，哪怕漏记一个会议通知都可能出乱子。

王局长的办公室就在斜对面，每天清晨七点半，他的身影准会出现在办公楼前，手里拎着装着馒头咸菜的保温桶。这位从市教育局调研室调来的“铁腕局长”，不似前任爱开长会，每天到岗先带我转股室，不看汇报材料，专揪“最挠头的事”。

上任第三周，计财股老郑就被他堵在走廊问得冒汗：“去年全局公车开支多少？每辆年均花费多少？”当天下午，我抱着半人高的账本闯进局长办公室，指尖划过报表红线：“局长，算清了。12辆公车去年总开支49万，每辆年均4万——咱们科级干部全年薪资福利加起来才不到2万。”王局长的钢笔顿在笔记本上，墨汁洇出一小团黑。沉默半分钟后，他抬头：“列明细，明天局务会提这事。”

局务会的反对声比预想更烈。分管行政的赵副局长拍桌反驳：“全县两百多所学校，下乡检查、送文件离得开公车？砍开支就是断工作！”几位老股长也附议，称是“老规矩”。王局长没动怒，只把明细单推到桌中央：“老赵，你去年那车没跑多少下乡里程，维修费就报1.2万——比县城到省城往返油费还高吧？”赵副局长的脸瞬间涨红。

最终拍板：留2辆应急车、1辆接待车，其余9辆封存拍卖；下乡优先拼车，偏远乡镇报交通补助；结余经费全投乡村小学营养餐试点。散会时赵副局长故意撞我胳膊：“年轻人别瞎出风头”。我攥紧口袋里的钢笔，想起张股长“中枢要稳”的叮嘱，转头就对接拍卖行，扎进计财股三天核对账目，把每笔结余都抠实。

营养餐选址起了分歧。基教股刘姐建议选城郊小学，方便视察；王局长却定了最偏的山坳小学。我跟着刘姐去过那——孩子们中午啃冷红薯饼，喝凉白开，梧桐树下总蹲着舔饭盒的娃。考察时，校长端来蒸土豆苦笑：“山里娃营养差，上课总犯困”。王局长没说话，摸了摸一个小男孩冻裂的手背。

试点当天，我们凌晨五点跟着食堂师傅采购。土豆、白菜、鸡蛋装了满三轮车，山路颠簸得我胃里翻江倒海。当热乎的鸡蛋炒白菜配米饭端上桌，扎羊角辫的李小梅怯生生问：“老师，不要钱吗？”我鼻子一酸，转头见王局长背身擦眼，外套还沾着采购时的泥点。

三个月后，物价上涨让经费告急。老周急得直跺脚：“撑不过一个月了！”王局长盯支出表到深夜，次日叫我：“北京有个助学基金会，你写申请，把山坳小学的真情况写透——我去跑。”那几天我熬了几个通宵，用张股长教的“以小见大”笔法，写李小梅喂完猪再上学、孩子们啃冷饼的细节。王局长去北京的四天里，我每天守着电话，生怕出岔子。他回来时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却举着资助协议笑：“成了，每年80万！”

风波又起。分管城建的孙副县长提“教育兴城”计划：迁18所农村初中到县城建“教育综合体”，拉动房地产。消息传来，王局长把我叫去：“查数据，常委会我要说话。”我泡在档案室三天，翻出五年统计册：1.2万农村学生中8000人距县城超30公里，迁校后家长年均多花1500元——而农民人均年收入才3000元；山坳乡300多孩子要翻两座山上学，还得兼顾农活。

常委会上，孙副县长说得激昂：“三年增五万人口，城建排名必升！”常委们纷纷附和。王局长没翻稿，举着我的数据册：“孙县长，1.2万孩子迁校，家长每年多掏1800万——这是逼老百姓啊！”孙副县长脸铁青：“你不顾大局！”“教育的大局是让娃安心上学，不是给城建垫脚！”王局长把李小梅的照片拍在桌上，“这孩子爹残疾、娘改嫁，迁校后要么辍学，要么让她爹撑着半条命干活——这是你的大局？”会议室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