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日清晨，宁陕县的山风还带着雪籽，哈尔滨来的老妇人周文楠跪在新立的墓碑前，手指擦过碑上“毛楚雄”三个字。
三十八年，头发从黑熬成白，她终于摸着了儿子的名字——可这名字刻进石头时，她的雄儿已经在地下埋了四十年。
为啥一个母亲要等三十八年才见着儿子的遗骨？
这三十八年里，她怎么在历史的灰堆里刨寻烈士的魂？
1924年的长沙城，革命的火星刚在街巷里冒烟，湖南周家的小姐周文楠在进步学堂里遇见了毛泽覃。
那会儿毛泽东的三弟刚满16岁，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装，站在讲台上讲“反帝反封建”，唾沫星子溅在黑板上，像要把旧世界戳个窟窿。
周文楠坐在前排，手里攥着《新青年》，睫毛垂着听，听到激动处突然抬头，眼里的光比窗外的太阳还亮——她是名门之后，却偏要撕破裹脚布似的旧规矩，两个年轻人就这么在茶馆的热汽里、在油印传单的油墨香里，把革命的理聊成了心头的火。
1926年春天，他们跟着北伐军的炮声南下广州，第二年深秋，红烛在租借的小阁楼里摇摇晃晃，周文楠抱着刚出生的毛楚雄，听毛泽覃说“等革命成功了，咱儿子也叫‘楚雄’，要像大山一样稳当”，那时候他们都以为，好日子就藏在下一个春天里。
1935年的赣南枪声里，毛泽覃倒在了红林山区的密林中，胸口的血染红了身下的黄土，那年他才29岁，枪还握在手里，指节捏得发白。
周文楠在上海被捕入狱，铁镣锁着脚踝，狱警问她后悔吗，她把牙咬得咯咯响，硬是没掉一滴泪。
出狱后她把7岁的毛楚雄送回韶山外婆家，临走时蹲下来给他系鞋带，说"雄儿要乖，妈妈去给爸爸报仇"，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手里还攥着妈妈连夜绣的红五星。
1944年秋，韶山冲的稻子刚黄，17岁的毛楚雄揣着外婆给的煮鸡蛋，偷偷跟着南下支队走了，报名册上写的是"李信生"，战友们只知道这个白净的小伙子打仗不要命，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亲侄子。
1946年8月的镇安，太阳毒得像火烤，他跟着谈判小组过东江口镇，胡宗南的兵突然从城隍庙后窜出来，麻绳勒得他脖子咯咯响，他挣扎着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还没落地，就被踢进了两米深的土坑，黄土埋到胸口时，他还在扭动，手指在泥里抠出深深的血痕。
那年他19岁，离生日还差3个月。
消息传回家时，只有一纸“失踪”的电报。
周文楠把电报叠成方块塞进贴身的荷包，白天在保育院给孩子喂奶，夜里就着油灯看那张薄纸，直到字迹在泪水中模糊。
1949年西安解放，她第一个冲到军管会，抱着档案员的胳膊问“见没见过一个叫毛楚雄的小兵”，对方翻遍南下支队的伤亡名册，摇头说“只有李信生，查无此人”。
胡宗南早带着残部逃去台湾，当年动手的兵痞散在民间，谁也不肯承认埋过人。
她从西安找到镇安，又从镇安找到宁陕，山民说“那年头死人多了去”，城隍庙的老道士只记得“夜里有卡车拉过麻袋”。
1952年她调去哈尔滨，行李里除了换洗衣物，就只有那张泛黄的地图，镇安县的位置被红铅笔圈了又圈，纸都磨出毛边。
同事见她总对着“东江口镇”四个字发呆，劝她“算了吧，毛家为革命牺牲太多”，她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儿不能当孤魂野鬼！”
每年清明都往陕南寄信，收信人写“毛楚雄烈士收”，三十八年寄了三十八个空信封，邮局的人都认得这个白发老太太，说“周主任又给儿子寄信了”。
1984年底，豫鄂陕党史专家背着档案袋进山，镇安、宁陕的老林里钻了三个月，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他们挨村敲老乡的门，问“46年城隍庙那阵子，见过啥动静不？”
在宁陕县敬老院找到91岁的邓耀俊，老头瘫在藤椅上，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那年秋里，胡宗南的兵押着三个穿灰布军装的后生，在后院挖坑，枪响了三声，土埋到胸口时还听见喊口号……”
深冬腊月，调查组带着村民在城隍庙侧放线、开挖，镐头下去“当啷”响，冻土硬得像铁，挖了三米深，三副骨架歪歪扭扭叠着，小腿骨上还嵌着弹头，发黑的锈迹裹着血丝——四十年了，骨头都烂成渣，枪伤却没烂，把当年的谎言戳了个对穿。
1985年春分刚过，哈尔滨的保育院办公室电话铃突然炸响，周文楠捏着听筒的手直抖，党史办的人说“周主任，找到了，雄儿找到了”，她“哇”地一声哭出来，几十年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把办公桌上的搪瓷缸子都震得晃。
她连夜收拾行李，揣着那张磨烂边的地图，坐上去西安的绿皮火车，车窗外的树从光秃秃的枝桠变成抽芽的新绿，她三天三夜没合眼，盯着窗外发呆，嘴里反复念叨“雄儿等着妈妈”。
到了宁陕县烈士陵园，新立的墓碑前摆着刚献的白菊，她扑过去跪在地上，膝盖磕在水泥台上“咚”地响，手指一遍遍擦过“毛楚雄”三个字，石面被磨得发亮，哭到最后没了声音，身子一软栽倒在碑前，被人扶起来时，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指着墓碑摇头。
后来她坐在墓边的石头上，从布包里掏出纸笔，写《雄儿，妈妈想念你》，钢笔尖在纸上戳出小洞，墨水晕开像泪痕：“妈妈来晚了，但妈妈从没忘了你，那年你走时揣的煮鸡蛋，外婆说你没舍得吃，妈妈知道你是想留着给战友……”
当地百姓听说烈士遗骨安葬，自发从山那头背来松枝、野菊，摆在墓碑前，说“毛家的娃，咱不能让他冷着”，周文楠摸着那些带着露水的花，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还挂着泪。
周文楠走的时候，枕头下还压着那张毛楚雄十七岁穿军装的黑白照片。
1992年冬，哈尔滨的雪下得正紧，82岁的老人躺在床上没再醒来，床头柜上摆着两个搪瓷缸，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是毛泽覃的遗物，一个画着五角星是毛楚雄的军用水壶。
她这一生，当过长征路上的宣传员、保育院的院长，可邻居们记得最深的，还是那个每个清明都去邮局寄信的老太太，说“我儿楚雄在山里迷路了，我得给他指回家的路”。
后来民政部门整理遗物，在一个铁皮盒子里发现了三十八年的寻亲记录，从泛黄的电报底稿到调查组的尸骨鉴定书，纸页边角都磨出了毛边，上面的钢笔字迹从清秀到颤抖，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从1947年走到1985年。
现在宁陕县的烈士陵园里，毛楚雄的墓碑前总摆着新鲜的野菊花，有老人带着孙子来，指着照片说“这个叔叔十七岁去当兵，再也没回家”，孩子们就歪着头问“那他妈妈找到他了吗”，老人摸着墓碑上的名字，轻声说“找到了，妈妈用一辈子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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