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16日，午后的江风正盛。”周恩来把船窗推开，回头向身旁的罗西北轻声发问，“西北同志，你外婆如今身体可好？”一句看似随意的探询，让甲板上原本轻松的气氛瞬间多了几分郑重。随行人员并不知道，这句话把时钟拨回了三十多年前的上海石库门。
那天，考察团沿三峡上行。水道两侧峡壁高耸，水电测绘人员忙着记录流速与落差，罗西北拿着速写本在甲板上时不时标注数据。周恩来手中的望远镜垂在胸前，却突然想起那位在石库门做饭放哨的老人——马淑平。
罗亦农烈士的名字，在党史里常被称作“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可对罗西北而言，父亲只是相片、奖章和一句“将来又是一个大革命”的鼓励。他出生于1926年，还在襁褓时父母便各赴战线。母亲诸有能去莫斯科读书，父亲罗亦农辗转于沪宁线工运，照料孩子的担子全落在外婆肩头。
马淑平来自川西平坝，没读过书，却有一双灵巧的手：会做裁缝，也会烧一手地道本帮菜。1925年至1927年间，罗亦农家就是地下党临时联络点。夜里讨论计划、白天裁缝铺掩护，老人在厨房里熬一锅酱肉，推门前还要瞄一眼弄堂口有没有陌生脚步。周恩来和邓世炎每次过来，总被她一句“先吃口热的再谈事”拦住，再大紧急的情报也得等三五分钟——她坚持“空腹不利于思考”。
1927年4月12日清晨，上海滩阴霾翻涌。白色恐怖袭来，罗亦农身背五万光洋通缉。为了不连累大人，这个不足两岁的孩子被老人带上轮船，顺江而上回到老家。行李里除了几件小衣裳，只剩一本被雨水渍湿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老人舍不得丢。艰难岁月里，她白天在集市摆摊补衣，晚上点煤油灯替外孙缝补旧布鞋。粮食短缺，她常先盛好外孙的稀粥，自己用热水泡碎豆饼充饥。
1928年春，青天霹雳再次降临。罗亦农于英租界被捕，4月21日凌晨就义，年仅26岁。几乎同一时间，远在莫斯科的诸有能意外溺亡。马淑平在乡邮员送来两封噩耗信后整整昏迷了一天，醒来后只说了四个字：“娃要活下。”从那以后，她不再提自己的悲伤，只叮嘱孩子记住父母的名字。
为了躲避特务，她给外孙改名“周西伯”，连同乡亲也不知真相。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共中央电令寻找罗亦农遗孤。凭着一枚暗号绣花手帕，马淑平与组织接上了头。她把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块银元交给交通员，说：“把娃带去延安，比留在我身边安全得多。”送别那天，罗西北兴奋地扒着卡车栏板挥手，老人转过身不让眼泪掉下来。
延安的窑洞里，罗西北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数理化。两年后，他被选送苏联伏龙芝军事工程学院深造，后来又回国攻读哈尔滨工业大学水电专业。期间，马淑平在川西老家独守茅屋，靠给邻里做针线和种两分薄田维持生活。她常把苏联寄回来的黑白照片拿给左邻右舍看，指着那身军装自豪地说：“这是我外孙，念书顶好。”
1953年春节前夕，罗西北学成归国，抵京第一件事便找组织申请接外婆进城。老人坐了三天两夜的闷罐车，拎着沉甸甸的编织包，其中塞满自家炒的花生和腊豆干。站台上，她一眼认出穿着灰呢大衣的高个青年，两人相顾无言，随后抱头痛哭。那年老人已71岁，背仍挺得笔直。
婚后的小家并不宽裕，单位食堂供应有限。罗西北一次外出测量，把通用粮票交给外婆保管，老人心疼正在哺乳的孙媳妇，悄悄拿去换了老母鸡加餐。几个月后账目对不上，食堂追来二百多斤粮票亏空。领导批评会上，罗西北苦笑，“都是孝敬老人，责任我担。”会后，他把批评记录夹进文件袋，再未提及。
1960年秋，马淑平自觉身体大不如前，却仍坚持给家里缝制棉衣。某天清晨，她照镜子量尺寸，裁下一块黑绒布做帽子，边缝边说：“戴这个就齐整了。”冬至前，她突然想吃红烧鲫鱼。罗西北托人从城郊花高价买来一条，两人合力下厨。老人尝了一口，拍桌笑道：“火候正好！”当晚，老人安然睡去，再也没有醒来。她的遗物极少，一顶黑绒帽，一份早年绣花手帕，外加那本旧书。
船舱里，罗西北把这些往事简单汇报。周恩来听完良久未语，随后摘下帽子，沿着船舷慢慢踱步。几分钟后，他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给罗老夫人立卷存档，列为烈属供养。她做得够多，不可让人忘了。”嘱托简短，却句句沉甸甸。
江水奔涌，船头溅起白浪。再高的峡壁，也挡不住历史暗处的微光。那些用剪刀裁布、用铁锅守望的无名者，没有指挥千军万马，却用最日常的方式，把火种转交给下一代。倘若没有马淑平，罗亦农的遗孤或许难以平安长大；倘若没有这些隐蔽而坚韧的母亲，又有多少革命者能在后方放心冲锋？
风卷过甲板，吹乱了总理的头发，也吹开了一个时代的侧影。那位老人已离世两年，但在罗西北心里，她似乎仍站在厨房门口，抬手驱赶弄堂口的可疑人影，或是低声提醒“饭快好了”。周恩来把望远镜重新架好，深深地看了眼前方江面，船只继续逆流而上，去往下一处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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