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4日清晨，雪粒还在北风里打着旋，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踏进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他此行本是一场普通的节前慰问，却因为一块褪色的旧布，引出了埋藏半个多世纪的战火往事。
屋子不大，土炕上铺着早已起球的棉絮，墙角的缝纫机锈得发黑。李文祥微微驼背，迎了出来。卢展工注意到桌上一张发黄的照片：年轻士兵，军帽压得很低，胸口挂满勋章。卢展工抬头问：“大爷，这人看着眼熟，是您？”李文祥笑了笑：“那会儿还在部队哩。”语气平淡，仿佛在回忆别人。
交谈间，卢展工提出想看看那身军功。李文祥踌躇两秒，还是弯腰打开抽屉，捧出一块被汗渍浸透的粗布。“就包在这儿。”布层展开，七枚勋章晃眼生辉。卢展工一怔，指着其中一枚红底金星的奖章，脱口而出：“特等功？”李文祥点头，屋里瞬时安静。
故事得追溯到1925年。那年洪水过后，濮阳盐碱地里颗粒无收，李家少年靠给地主放牛换来半碗杂粮。五岁丧母，他提前领略了生计的艰涩。抗战期间，他偷听八路军在村口宣讲，心里生出“打鬼子”的念头，可年龄太小，连枪托都抬不动。
机会终于在1947年12月来临。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十纵招兵，22岁的李文祥填表自报家门。老父亲把仅有的两双新布鞋塞进背包：“活着回来。”这一别，他把生死交给了战场。
济南战役是血与火的第一课。永镇门高三丈，七个爆破组先后折损。危急关头，队长喊党员冲锋。李文祥握紧炸药包：“不是党员也能上！”他贴墙点火，巨响撕开缺口。浓烟散去，他满身弹片，却听到连队的冲锋号。二等功由此记名，伤疤成了无法褪色的“证书”。
还未痊愈，他就赶上淮海阻击。鲁楼阵地只剩两个人时，李文祥端着机枪，鞋底被烧得卷起。他们硬拖到增援赶到，特等功的批示随后下达，战友笑称他是“拼命三郎”。接下来渡江、上海、福州、平潭岛，他一路从副班长到副连长，被授少尉军衔，胸口挂满“战斗模范”“人民功臣”的字样。
1956年复员通知到部队。地方原想安排他去电厂当厂长，他摇头：识字不多，怕耽误建设。最终被分到福建第三建筑公司做保卫。18级工资，按当时物价已算体面，可他常说一句话：“组织需要，随时转身。”
1962年，全国困难时期，建筑公司号召支农。李文祥第一个报名，写表时拇指一咬，血印按下。他不要工资，带妻子回到缺水缺粮的老家。北街村盐碱化严重，他领着民兵挖渠引黄，泡在齐腰深的稻田里，腿肿得发亮。半年后三百亩水田栽下，第一年稻谷六百多斤一亩，村民排队分粮时落泪。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推开。李文祥又鼓捣玉米选种，夜里支篷布办夜校，逢集市就请懂行人讲课。第三年，全村人把救济粮换成了余粮，还盖起小青砖房。大家劝他先把自家旧庙改造，他摆手：“房顶不漏水，先给学校用木料。”
老战士的清简在家人眼里成了固执。女儿李金英想续读高中，家里却连学费都拿不出。她悄悄去县里领了退职补助。李文祥知道后，把女儿叫到门口，只说一句：“咱能动手，再难也别先伸手。”然后闷头种地，自己抽的烟都是拾来的烟梗晒干。
补助表一填就是二十多年，他只写“普通农户”，从不提勋章。县民政干部到家里核实，他笑着搪塞：“打仗那阵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直到2011年那场走访。卢展工确认勋章成色后，当场握住那双冻得通红的手，“您是特等功臣？！”一句话传开，村口站满乡亲，李文祥却低声说：“别把我当稀罕人。”
同年3月，省委在郑州开事迹报告会。老人穿旧军装，拐杖交给老伴，努力抬手敬礼。灯光下，那枚特等功勋章闪得刺眼，却没有喧嚣，他只是静静站着，让人们把掌声献给埋伏在岁月里的牺牲者。
2017年2月13日16时08分，李文祥病逝，享年九十二岁。灵柩运出北街村时，村民自发在路两旁举着国旗。有人叹息：他一生没给国家添麻烦，却给后辈留下最硬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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