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琳：岩中花树”在索卡艺术北京空间启幕|中央美术学院|书法艺术|北京市|岩中花树|索卡|美术馆|董琳|雕塑

2025年11月8日，“董琳：岩中花树”在索卡艺术北京空间启幕，展览将持续至12月27日。

【展览现场】

董琳：岩中花树

文/杨紫苑

“岩中花树”一词出自明代王阳明的《传习录》，原文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此言揭示了东方哲学中“心外无物”的奥义：世间万物并非孤立于观照之外的客观实体，实质是心识所映的镜像。花之所以盛放，是由于人的目光赋予其生命的明度，董琳的陶瓷艺术正是承接了这一理念，以泥为载体，以手为感官，让捏塑过程变为一次“心”与“物”的交汇，这既是人的思想于物质中的显象，亦是个体精神在火与土的空间里重生。

在董琳的作品中，花木禽石不再是被凝视的客体，而是情感与信念的外显。她从古代神话和民间造型里汲取意象，将沉淀着集体记忆的中国传统符号，转换为一种全新的艺术语汇，使之脱离陈旧的叙事模式以融入我们当下的生命体验。那棵隐于岩中的花树，既为古意的回响，也是心灵自证的隐喻。在坚硬的磐石之间，柔软仍得以破土，在世俗的重压之下，信念和温度依旧顽强地生长。

董琳，钟馗与小青蛙，60x120x15cm，瓷、不锈钢，2023

一. 循迹·古象再生

如果说很多艺术家的创作源于记忆，那么董琳的记忆来自于“古”，她所铭刻的并非一个具象的时代，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古人依靠植物、神话、图像等形成的宇宙观念，是人与自然尚未分裂的世界图景。她的“循迹”，正是在这条由造化通往心性的幽径上行进。

中国传统画中，蜀葵和萱草分别是人们心中“忠”和“孝”的化身，此意象源于古代画卷《忠孝图》(最早为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绘，后世沈周、王武等均有临摹 )，由此揭开“葵心向阳，萱草思亲”的意境，寄寓了无数文人雅客对忠心和母爱的体会。不同于传统画的清丽淡雅，董琳创作的陶瓷作品《椿萱葵心》则更显苍劲艳丽，蜀葵挺立如坚定向上的念想，萱草舒卷似潺潺流动的思绪，二者在釉色的光泽中彼此辉映，构成一幅富丽明快，溢满强烈情感的图景。

《钟馗与小青蛙》刻画了“钟馗”这一出自道教信仰、具有禳灾辟邪作用的文化符号。传统图像中的钟馗常以怒目圆瞪、虬髯威严的姿态示人，而董琳赋予了这一形象别样的温度。画面中的钟馗俯身趴卧，似在与一旁的青蛙互动，四周争艳的花草都成为陪衬，至此，严肃的驱邪意象被染上了几许童稚和趣味。在民间观念中，青蛙也象征“水生”、“繁衍”以及“吉祥”，其存在中和了钟馗的峻烈之气，为辟邪的原始功能注入了令人心安的平和。

董琳，灵托仙桃，瓷，30x30cm，2025年

董琳，寿桃，40x120cmx4，瓷、不锈钢，2023

《灵托仙桃》和《群灵驮虹矶》共同营造了一个灵性满溢的寻宝现场，仙桃作为西王母瑶池盛宴中的核心意象，象征着长寿与不朽，“虹矶”则可理解为承载天地精华的奇石。作品内那些洋溢活力的精灵，已不再是虚无空洞的神话角色，却成了人类心灵的使者，他们于人间孜孜矻矻地寻觅和运送寓意美好与永恒的物质，这一行为恰似一场庄严又活泼的典礼，把神灵从难以触及的云端接引到能切实体会的现实空间。

在这些作品中，董琳并非意在“复古”，她试图通过重释神话符号，让其脱离历史叙述的羁绊，回到“灵”的鲜活模样，进入一个全新的时空。在这里，人与兽、神与灵共存，秩序与混沌并生。

二.心译·材料与技艺的诗性

若说“循迹”是溯源的过程，那么“心译”便是把源头的水引入新的语境，让其在当代的语汇中重新流淌。此板块聚焦董琳艺术语言的核心，以“手捏”为根本的陶瓷技艺，以及她对材料特性的敏锐洞察与创造性拓展。由此，技艺不是机械的技巧，材料也不是被动的媒介，两者交融为一种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完成从“古意”到“今情”的过渡。

董琳，鹰集野趣，瓷，150x660cm，2025

作品《鹰集野趣》里，十只姿态各异的雄鹰在山林中盘桓，构成一幅充满原始力量的群像。董琳凭借其扎实的雕塑功底与对“手捏成型”的娴熟掌控力，将鹰的喙、爪、羽翼乃至目光的锐利刻画得入微至极，细节的精准跟整体的动感彼此映照，使雕塑超越静态形体，觅得那稍纵即逝的“野趣”。粘土在她的指间被唤醒，鹰的每一次振翅与俯冲，皆是心念在作品内的聚合。

董琳，青芳驻，瓷，2025，35x35x40cm

董琳，玄鹰独峙，40x40cm，黑陶，2025

《青芳驻》与《玄鹰独峙》更集中地体现出材料自身的美学表达，《青芳驻》这件作品里，现代釉色被运用得炉火纯青，架上的一众青翠花果并非自然色彩的再现，而是对“青芳”意象的凝练及提纯，釉色在高温中流动、沉淀，展示出细腻的层次跟肌理，恰似火与土共同书写的诗行，致使材料超出了它的物理属性，成为能留存时光的载体。《玄鹰独峙》选择了带有深沉内敛特性的黑陶，玄色在中华文化中象征着幽远、神秘和力量，董琳摒弃了繁复的色彩，仅通过形体姿态与材质的厚重来凸显鹰的孤卓与威严，材质选用和作品意境高度吻合，黑陶的“玄”与鹰的“峙”，一同记录了一个静默又悠远的时刻。

正可谓“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清代魏源《默觚上·学篇二》)，在董琳的创作过程中，材料和技艺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传统技艺不再作为工艺性的手段，而是到达精神层面的路径。她用双手诠释内心世界，使陶瓷的“物质性”成为思想的媒介，釉色的流动恰似时间的脉搏，坯体显现的皴裂仿佛自然的呼吸，从而将内在的感知化为外在的形式，使造物成为心灵的诗性实践。

三.生境·灵光的映照

董琳的艺术创作，既关联自然之境，也隐喻精神内核。她以陶瓷构筑的世界，实则是人心与自然、人性同生命彼此交融的化境。经由“循迹”追溯与“心译”转变，古老的灵光未被时间的洪流湮没，反而重新照亮现有的世界，实现“天地万物与我为一”的圆融状态。

董琳，花畔共书眠，40x14x10cm，瓷，兔毛，2025

董琳，葡桃，60x60cm，瓷，2025

董琳，鸳鸯，30x15x18cm，瓷，2025

诸如《花畔共书眠》、《鸳鸯》、《葡桃》一系列作品，采用诗意、诙谐或颠覆性的手段，探讨了生命形态的多元性及情感的繁复性，共同拼凑出一幅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花畔共书眠》里两位女性相互依偎在一起阅读，肢体柔软彼此交缠，四周的兔毛拢住了一时温情，映射出人物心底的暖意。人性的温度盈满了冰冷的陶瓷，好像在无声诉说着生命关系的细腻与柔意，既赋予了“亲密”更宽广的诠释，也隐含超越性别界限的包容。《鸳鸯》巧妙地把这一被视为忠贞不渝的传统文化符号进行了解构，艺术家深谙自然中鸳鸯并非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生物学事实，用作品展现其“多情不专”的一面，构建起微妙的“三角关系”。此种解构并非是要否定美好，而是借助一种幽默却不失深刻的方式，撕开刻板符号的僵化面具，暗示俗世情感的复杂跟真实，从而在解构进程中重新架构一种更为坦诚、更具现代性的情感认知。《葡桃》则更多展现出轻盈有趣的风格，艺术家以描绘在桃园里采摘葡萄的“矛盾”场景，将葡萄和桃这两种蕴藏着不同吉祥寓意(多子与长寿)的果实置于一处，创造出了一个饶有趣味且有想象力的灵性空间，当人类滋生的不同愿望彼此交织，亦是对丰腴生命的赞美。

董琳，生生，81x25cm，瓷，2024

《生生》作为这一板块作品的精神核心，将对生命的赞咏推向极致。《周易·系辞上》中说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意谓宇宙间万物孳生不停、长久创化的过程。董琳的《生生》塑造了鄂伦春族女性“生子”的形象，将女性的身体、自然生殖力与宇宙的循环进行联结。母体里正在孕育的桃与金蛋，直指生命创造本身的神圣与强大的力量，作品以丰沛的视觉语言宣告，生命自身的繁衍和创造，便是世间最耀眼的“灵光”，它正照耀着我们身处的世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可抵达、可停留且丰盈富饶的精神家园。

万物皆有灵，情感即生命。董琳的创作实践，使“陶瓷”挣脱了器物的范畴，成为对“存在”本身的思索，让观者在其中找到一种温和而坚实的信念，由此品悟到，纵然尘世不完满，心间仍有花树常开。

【艺术家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