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政治部主任被降到宣传科科长的人，整整跨了八个级别，这在革命队伍里算是什么概念？要知道那个年代，降一级都够让人难受的了，八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高级干部直接掉到了基层。
李卓然就是这样一个人，西路军失败后他扛下了这份处分。
奇怪的是，毛主席见到他时说的那句话，反倒让人琢磨不透——处分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但中央得照顾大家的情绪。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卓然这个人，1899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普通农家。
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能读上书已经不容易，他倒好，1920年直接跑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了。
在法国的那几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留法的年轻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党的重要干部，李卓然算是其中一个。
1926年，李卓然又去了苏联，先在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进了列宁格勒军政学院。
这两所学校在当时可都是培养革命骨干的地方，出来的学生理论水平都相当扎实。
1929年他回国，被安排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那个时候的上海滩，白色恐怖笼罩着整座城市，地下党员随时可能暴露身份。
李卓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
进了苏区之后，李卓然的职务一路往上升。
他在红军里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能力得到了上下认可。
到1935年初，他已经是红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算是高级干部了。
那一年的遵义会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包括他自己。
遵义会议开了好几天，争论非常激烈。
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问题争执不下，军事路线该不该改变，谁来负责前线指挥，这些都是核心问题。
李卓然作为红五军团的代表，他说的话分量可不轻。
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李卓然站出来发言。
他说得很直接：现在的军事指挥确实有问题，部队打了这么多败仗，同志们的情绪都很低落。
他认为必须改变现在的指挥方式，让懂军事、打过胜仗的人来负责前线。
这番话虽然没点名，但谁都听得出来他在说什么。
他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出来负责军事指挥。
这个表态在当时很重要。
红五军团不是小部队，在红军里占有相当的分量。
李卓然的态度代表了一大批基层指战员的想法。
他这一表态，给会议的转向起了推动作用。
会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开始负责前线军事指挥。
李卓然和毛泽东的关系，从这次会议开始就打下了基础。
1936年10月，中央决定让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李卓然被任命为西路军政治部主任，这是个相当重要的职务。
两万多人的部队，浩浩荡荡地过了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发。
当时谁都没想到，这会是一条不归路。
河西走廊的环境比想象中恶劣太多。
戈壁滩上寸草不生，部队连吃的喝的都成问题。
更要命的是，马家军的骑兵在这片地方如鱼得水。
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比红军好，在空旷的戈壁滩上，骑兵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西路军一路打得非常艰苦，伤亡不断增加。
李卓然作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
他每天都要面对伤员的呻吟，看着战士们一个个倒下。
部队的粮食越来越少，弹药也快打光了，但增援始终没有到来。
1937年初，西路军在祁连山一带遭到马家军的围攻，损失惨重。
两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几百人突围出来。
李卓然带着这些残部，在戈壁滩上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回到了延安。
那些日子里，他们吃树皮、啃草根，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没起来。
李卓然心里清楚，西路军失败了，他这个政治部主任要负很大责任。
回到延安的那一刻，他已经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
1938年春天，对西路军问题的处理结果出来了。
李卓然从政治部主任被降到宣传科科长，整整降了八级。
这个处分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八级啊，这基本上就是从高层一脚踢到底层了。
跟他一起被处分的还有李先念，李先念被降了六级。
拿到处分决定的时候，李卓然什么都没说。
他知道西路军的失败，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虽然心里肯定不好受，毕竟从高级干部变成了科长，这落差不是一般的大。
身边的同志都替他叫屈，但他自己倒是很平静，该干什么干什么，没见他有什么怨言。
这个处分的分量，不光是级别的问题。
在革命队伍里，级别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信任和地位。
降八级，意味着组织对你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政治部主任到宣传科科长，工作内容、权限范围、周围的人际关系，全都变了。
李卓然得重新适应这一切，从头开始。
李卓然降级之后，有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当时的情况，很多资料里都有记载。
毛泽东看到李卓然，主动跟他说话。
他说的那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反复提起："处分别在意，中央要照顾大家意见。"
这话说得很有意思。
前半句是让李卓然别太放在心上，后半句却说中央得照顾大家的意见。
这不是矛盾吗？其实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毛泽东的意思是，西路军失败确实需要有人承担责任，这是组织原则，该处分还得处分。
但他个人认为，这个处分可能重了。
只不过当时党内对西路军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中央得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不能因为个人看法就改变决定。
毛泽东这么说，其实是在给李卓然吃定心丸。
他是在告诉李卓然，组织上还是信任你的，这个处分只是暂时的，好好干，将来还有机会。
对李卓然来说，这句话的分量比什么都重。
他心里清楚，毛泽东没有忘记遵义会议上他的那一票支持。
降级之后的李卓然，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做宣传工作。
从政治部主任到宣传科科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委屈，觉得大材小用。
但李卓然没有这么想，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干部，踏踏实实地干起了宣传工作。
那个年代的宣传工作，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
要组织学习，要编写材料，要下乡做群众工作，什么都得管。
李卓然在苏联学过理论，在红军里干过政治工作，这些经验在宣传岗位上都用得上。
他工作起来很认真，写的文章质量高，组织的活动效果好，很快就在宣传系统里有了口碑。
没过多久，他就被提拔为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这个职务虽然还比不上原来的政治部主任，但也算是重要岗位了。
李卓然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边区的宣传文化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抗战时期，延安的文化氛围那么浓厚，很多知识分子愿意来，跟宣传部门的工作分不开。
李卓然在其中起的作用，不能小看。
后来他又调到西北局当宣传部长，级别又上去了一些。
从1938年被降级，到重新担任重要职务，李卓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这个过程里，他没有抱怨过，没有消极怠工，就是踏踏实实地把手头的活干好。
用实际行动证明，革命干部不在乎职务高低，关键是能不能为党的事业做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李卓然也迎来了新的工作安排。
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1955年又升任院长。
这所学院是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地方，李卓然在苏联学过马列主义理论，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由他来当院长再合适不过。
在院长任上，李卓然抓教学、抓学风，培养了一大批理论骨干。
那个年代的干部，很多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
马列学院的任务，就是给这些干部补课，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
李卓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请专家来讲课，把学院办得有模有样。
1954年起，李卓然又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
这个职务的分量就更重了，中宣部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部门，副部长算是高级干部了。
从1938年的科长，到1954年的副部长，李卓然用了16年时间。
这16年里，他没有走捷径，没有靠关系，就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一步步爬上来的。
李卓然在中宣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工作了很多年。
他这个人做事认真，对理论工作很有研究，在党内有相当的威望。
虽然年纪大了，但工作热情不减，一直到退下来之前，都在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操心。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从1899年出生到1989年去世，他的一生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从湖南农家子弟到留法学生，从地下党员到红军干部，从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到被降级的科长，再到新中国的高级干部，李卓然的人生充满了起伏。
西路军失败那一段经历，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八级的处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但他扛下来了，没有消沉，没有抱怨，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种态度，这种精神，才是最可贵的。
毛泽东那句"处分别在意"的话，不光是安慰，更是对他这种精神的认可。
革命队伍里，有的人一帆风顺，有的人坎坷不断。
李卓然属于后者，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挫折不能打倒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岗位有高低，但为革命工作的心是一样的。
他在科长岗位上能干好，在部长岗位上也能干好，关键是那颗始终不变的初心。
李卓然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会永远顺风顺水，关键是遇到挫折时怎么办。
八级的处分砸下来，换了别人可能就此沉沦，但他选择了继续前进。
毛主席那句话既是安慰也是鞭策，组织的处分得接受，但革命的路还得往前走。
李卓然用一辈子践行了这个道理，从降级的科长到副部长，靠的不是运气，是那份对革命事业的执着。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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