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句奇怪的话。他说自己心情愉快，并坚信纳粹运动会再次复兴。
这在当时，被所有人当成一个疯子最后的呓语。
可谁能想到，近百年后，一部名为《希特勒回来了》的黑色喜剧电影在德国本土上映。
这究竟是荒诞的艺术加工，还是他那句“再次复兴”的预言，正在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应验？
当“元首”成为“网红”：一部电影戳破的禁忌
要说二战后德国社会最深的“政治正确”红线是什么？那非希特勒莫属。
出于对发动二战和屠杀犹太人的赎罪心理，希特勒在战后德国被定为最高禁忌话题。在大众媒体中，任何将希特勒塑造成“人”的做法都被严令禁止，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同情，消解其罪行。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作品只能以极端面具化的方式，将希特勒塑造成“恶魔”。甚至，连把他塑造成引人发笑的“小丑”也是被禁止的，因为这同样会淡化其战犯罪行。
直到2004年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才首次将其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刻画了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坚持与绝望。
而到了2015年，根据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他来了》（即《希特勒回来了》），则彻底颠覆了这一切。
影片开头，希特勒在柏林郊外的草地上醒来，穿着纳粹制服、留着熟悉的小胡子。他来到了21世纪的德国，发现德国人并没有比过去生活得更好，反而在全球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时代里伤痕累累。
人们都以为他是个恶搞演员，纷纷与他合影。
一个刚被解职的电视台记者法比安，为了挽回工作，决定拍摄这个“模仿者”在当代德国生活的系列。
于是，希特勒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和电视脱口秀重新赢得关注。
电影中最精彩的一幕，是希特勒第一次走进搞笑节目的摄影棚。短暂沉默后，他突然向观众发表了一通对电视媒体的猛烈批判，从统治者的角度“解密”，称这些节目都是“没有精神养料的废话”，把人们带入“娱乐至死”的境地。
他痛斥这些无聊的电视垃圾，让人们根本不关心“孩子穷，老人穷，没工作”等严肃的社会问题。
结果你猜怎么着？
这通“政治不正确”的批判，反而让他深受观众和网民的喜爱，使他一跃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网红”。
这部电影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全民狂欢和媒体热议。这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为什么一个本应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恶魔，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返公众生活，人们就重新开始追捧他了？
“纳粹利用的不是恐惧，而是信念”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当年纳粹到底是怎么上台的。
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是，希特勒是靠恐惧和强制上台的。
但恰恰相反。
纳粹的悲剧，并不在于一个疯子的出现，而在于无数普通人把疯子当作了“希望”。正如《第三帝国》一书的观点：“纳粹利用的不是恐惧，而是信念。”
让我们回到希特勒登场的那个舞台——魏玛共和国。
1919年，德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宫签署条约，战败、赔款、领土丧失、民族屈辱。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继承了所有的罪责，却没有继承任何的信任。
这个国家在政治现实中被撕裂成无数党派——极左、极右、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1923年的鲁尔危机、街头暴乱、右翼政变，加上让货币变成废纸的通货膨胀，彻底摧毁了民众的情绪。
人们不再相信制度，不再相信妥协，唯一的念头就是：“有人来拯救我们。”
紧接着，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德国失业率飙升至600万。“纳粹党在灾难中成长，它以混乱为养料。”
1930年选举，纳粹的得票率从2.6%跃升至18%。他们靠的不是复杂的意识形态，而是两个字——愤怒。
1925年希特勒出狱后，就不再幻想推翻政府，而是决定“合法夺权”。他在《我的奋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宣传必须针对情感，只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针对所谓的理智。”
他太懂大众政治的逻辑了——群众并不渴望真相，而渴望信仰。
纳粹党是欧洲第一个用“市场调研”来指导政治传播的政党。他们根据受众情绪，精确划分宣传口径，确保农民、公务员、教师、家庭主妇……所有人都听到自己想听的那句话。
他们不直接攻击制度，而是用“常识”包裹谎言，不断地在民众的伤口上撒盐：
“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人的战争赔款？”“为什么犹太人掌控了银行和媒体？”“为什么政府什么都做不了？”
当情绪成为政治的燃料，事实就失去了意义。
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那些保守派精英都以为能“驯服”希特勒，却最终成了他通往权力的阶梯。
掌权之后，纳粹党将宣传、军队、教育、媒体全部纳入国家机器。戈培尔的宣传部实行“整齐划一”的控制：同一天、同一口号、同一海报。
第三帝国的恐怖，并非来自强制，而来自“自觉”。
极权的成功在于让人们不觉得自己在服从，而觉得自己在“参与”。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教师、医生、农民，都相信自己是在“履行职责”，是在“保卫文明”，是在“让德国重新伟大”。
于是，大屠杀的实施者不是魔鬼，而是公务员；集中营的扩建者不是刽子手，而是工程师。
希特勒的预言：“他们会再次选择我”
这套“信念-参与-自觉”的逻辑，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
让我们回到当代。
电影《希特勒回来了》中，希特勒的“网红”之路，几乎完美复刻了当年的手段。他利用大众媒体的传播效应，他走出摄影棚，到大街上去倾听底层和普通民众的声音，他精准地抓住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
这部电影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希特勒，而是镜头里当代人群的笑声与掌声。
它借希特勒这个魔鬼的回归，辛辣地讽刺和揭示了当代发达国家正面临的深层社会危机。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福利国家制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大多数。但冷战结束后，强调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全球化的主导逻辑。
新世纪以来，这种偏向资本的政策持续拉大社会阶级的不平等。
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所带来的失业潮，使得二战后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
这种“中产阶级的底层化”，最终表现为一种“本土中产阶级”与“外来移民”的对立，以及“白人基督徒”与“外来穆斯林”的对立。
与此同时，一种右翼民粹主义也开始在发达国家兴起。
当信息被操控、情绪被当做政治燃料、群体心理被利用时，极权的土壤就依旧存在。
电影的最后，成为娱乐达人的希特勒坐在敞篷车里，穿过柏林的街头，不时有行人向他招手致意。
他看着这一切，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不寒而栗的话：
“他们会再次选择我。因为人类是不会改变的。”
这句话，与他1945年死在地堡中时，那句“坚信纳粹运动会再次复兴”的预言，形成了跨越近一个世纪的黑色呼应。
正如学者所分析的：只要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不解决，希特勒就会阴魂不散，就会不断地从历史中返回。
灾难从不是已过去的事情，而是一种随时会发生的可能。
参考资料：
战争恶魔希特勒.网易军事.2010-05-07
德国后现代多元文化之殇——希特勒是否又回来了.探索与争鸣.2016-09-20
德国、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5-09-30
从希特勒看德意志民族怨恨心态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伦理学与公共事务.2024-06-15
“纳粹利用的不是恐惧，而是信念。”丨《第三帝国》.澎湃新闻.2025-10-30
恶魔的塑造：希特勒何以成为希特勒？.澎湃新闻.2021-08-09
从《希特勒回来了》看发达国家社会危机-张慧瑜
双面德国人：上世纪上半叶德国民众为何会接受希特勒的统治？.湖南日报.202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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