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冠军邓亚萍说:我十岁的时候因为我的身材太矮小,被教练看不起,教练打电话给我父亲,父亲当时从队里给我领回来的时候,他当时就跟我跟我说了真话,他并没有瞒我,告诉我就是教练认为你不行,你不用练了,没有任何的培养价值。
听到这话的时候,是1982年的一个冬天,郑州的冷风直往骨头缝里钻,邓亚萍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运动服,球拍的胶皮边上已经翘起来。
那天她刚刚打完最后一场队内对抗赛,分数并不低,她觉得自己没有哪里落下。
但教练站在乒乓球台边,脸色冷冷的,手里摆弄着记分本,几句话说得很轻,像怕别人听见,但她还是听得清楚:“就这身高,练下去也是白搭。”
那天晚上,父亲没让她一个人走回家,而是直接领着她去了食堂,饭菜里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父亲动了动筷子,却什么都没夹。
他看着邓亚萍,眼神有点复杂,像是想安慰,又像是在权衡什么,最后他还是叹了口气,声音里没有任何修饰:“教练觉得你太矮,没前途,让你别练了,你自己想想,要不要换别的路?”
邓亚萍当时就愣住了,碗里的米饭变得像石头一样硬,她低着头,眼泪慢慢往外涌,父亲没有劝她,也没有骂她,只是静静地等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闷声说:“我不服,我还能赢她们。”
话说出口,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倔,但父亲拍了拍她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带着她回了家,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她自己背着球拍又去了球馆。
这一次,没有人叫她名字,也没有人和她打招呼,她一个人站在最边上的球台前,对着墙练球,球撞在墙上,弹回来,手腕一点点发麻,汗水顺着手背往下滴,地上很快就湿了一片。
如果说那一刻有多难熬,邓亚萍后来回忆,其实只是觉得天特别长,父亲偶尔会来看看,什么都不说,递瓶水,拍拍她的背,然后转身走掉。
她不信自己不行,但也没人告诉她该怎么做,她就这么一天天把球打在墙上,打到手起泡,打到球拍裂缝,然后自己用胶带缠好,再继续。
那段时间,郑州的冬天格外冷,她穿着薄外套,脚冻得发麻,球馆里没暖气,有时候球掉进角落里,她蹲下去捡,冷得腿直哆嗦。
可她从没想过放弃,父亲看着她的样子,有天晚上终于开口:“既然不服气,那就试给他们看。”
第二天,他给她绑上沙袋,让她带着跑步、挥拍,沙袋很沉,刚开始跑两步就喘得不行,腿像灌了铅,可她咬着牙不吭声,还是坚持了下来。
那年春节,别人都在家里热热闹闹包饺子,她却在球馆里练发球,球拍发出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格外清楚,每一下都像敲在自己心头。
她记得很清楚,有次实在累得不行,靠在球台边上喘气,父亲走过来,递给她一块巧克力,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
那块巧克力一半都没舍得吃,她掰下一小块,剩下的藏在兜里,心里想着:等哪天打赢她们了再吃。
邓亚萍没有被打倒,半年后,郑州新成立的专业队招人,她报名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队里就响起她击球的声音。
她和队友们一起苦练,别人练八个小时,她就练十三个小时,累了就把毛巾套头上喘口气,擦了汗继续来,一个星期下来,她的手上起了水泡,破了又起,最后手指都磨起厚茧。
半年以后,郑州市专业队和河南省队进行对抗赛,没人看好邓亚萍,省队的教练甚至在场边窃窃私语:“这就是那个被我们淘汰的小孩?”
可比赛一打响,她像变了个人,步伐快得让人眼花,球直直砸到对方死角,最后一球,她猛地扑上去,扣杀得干脆利落,全场都愣住了。
她赢了,队友们冲上来抱住她,她却只是笑了笑,低头把球拍收好。
很多年后,有人问她当时怎么想的,邓亚萍说,那时候没想太多,就是觉得“不服就干”,她没时间琢磨命运公不公平,也没兴趣抱怨,她知道自己天生不高,手短,步伐比不过别人,但只要能多练一小时,就一定要多练一小时。
13岁那年,邓亚萍拿下全国少年冠军,按理说进国家队应该板上钉钉,可国家队五个教练,只有一个支持她。
理由还是那句老话:“太矮,没前途。”主教练张燮林看着她,说:“别人看你矮,但你的眼睛里,球总是高的。”
进了国家队,邓亚萍的训练比任何人都狠,别人练完回宿舍休息,她还在球馆自己加练,队友们有时候笑她“太拼”,她只是笑笑,心里清楚:自己没退路。
她每天都比别人多练一小时,一年下来就比别人多练了40天,别人去食堂吃饭,她就在走廊上跳绳,沙袋一直绑在脚上没摘过。
这股劲头一直持续到退役,24岁时,很多人觉得她会当教练,安稳过日子,可她不甘心就这样“退休”。
她决定去清华上学,别人说运动员学不进去,她就从26个英文字母开始,每天学到凌晨,后来又去了英国,拿下诺丁汉大学硕士,最后考进剑桥大学,做起了经济学博士论文。
她采访了四十多个企业高管,光采访笔记就写了快六十万字,别人说她“太拼了”,她只是笑:“我一辈子就是不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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