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老婆去花场选花，碰到了隔壁的大姐。
虽然两位女士都很喜欢养花，但无论怎么看，两位女士都大不相同。
我老婆会精致的打理她的花园，会力求合理的搭配苗木的高低、花色，时常修剪，花盆也有丰富的样式，总之，还是有点园艺的样子。
隔壁大姐对花也是非常的热爱，但是远谈不上园艺。大姐院子里是一个多层铁架，把买花时常常自带的暗红色简易塑料花盆依次排开，密密麻麻的几列，跟开大会拍照一样的队形。
我们知道她对花是真爱的，无论秋冬，她的花长势都基本良好，毫无疑问这需要细心的照料。而且喜欢花的人，花盆总是会越来越多，铁架上的盆多到放不下，队列两端从地上又延伸出去，花的队列呈弯弯的、粗壮的环抱状。
这个花场是最近新开张的。两位女士都是同道中人，于是热情的打着招呼，交流心得，大姐说她天天来逛这个花场。
我老妈其实也很喜欢养花，她一生都是农村妇女，后来到了城市里生活，她在一所学校里做清洁工，捡回了学生们扔掉的一盆胖姑娘，就很高兴的带回家养起来，放在狭窄的窗台上。后来这个胖姑娘长得很大很大。
这个花本名叫做“玉树”，之所以俗名叫做胖姑娘，就是因为好养活。
花儿买回来以后，我小小的女儿陪妈妈一起翻土、移栽，兴高采烈。毫无疑问，她大概率以后会很喜欢养花。
记录这个事，是因为那一刻我想起网络上的一个梗，说是烘焙、瑜伽、旅游......，不知道还有哪些，已经成为女生在相亲时的槽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养花？或者我的意思可能是想说，到底是养花还是烘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可以用一个很小的爱好去为人群分类？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有一本书《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讲一个道理：将具体而真实的个人简化为某种身份符号，无论这种身份是犹太人、穆斯林、敌国（如小日本）、胡图族或图西族、白人或黑人，它都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命运幻象”，这种认知忽略了每个具体的人所天然具有的多元属性，从而在对人的符号化中，成为群体冲突与暴力的根源。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写于2006年，阿马蒂亚.森是从自己11岁时亲历印度教与穆斯林冲突讲起，主要着眼于政治与宗教上的身份分别。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人类自然进化而形成的两性，竟然在21世纪的当下成为中国社会最广泛的冲突之一。
而人们惯用的手段依然是将每个丰富多彩的个体符号化，并通过渲染符合冲突需要的个案来黑化群体。
性别对立更像是当下的年轻人对现实困境的错误回应，而不是一种社会学意义和现实功能上的正确。男女彼此都找错了应该为自身困境负责的对象，又彼此受到对方的误伤。这就像经济窘迫的夫妻将不幸归咎于对方而导致婚姻的解体。
毕竟有两性才有人类，毕竟每个男孩都有妈妈，或者还有姐妹；而每个女孩都有爸爸，或者还有哥哥弟弟。我们怎么可能憎恨自己至亲的亲人所代表的性别？如果讨厌一个性别整体，那就自然包含了亲人。如果意识到这个性别整体里还有家人，那人们就不应该去讨厌一个性别。
这个世界最坚实、最真实的价值堡垒就是家人。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结婚生育，我是说每个人都有家庭，即使不结婚生育也有父母共同构成的家庭。
邪恶的观念最终都致力于瓦解人类对亲情的珍视，让人可以为了阶级斗争、为了民族大义对亲人痛下杀手。厌恶一个性别的仇恨，本质上和为了阶级斗争可以举报母亲的仇恨是一样的，都是把亲人符号化，思想毒素侵入了最后的价值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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