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秋，湖南宁乡县的山风略带寒意。谢觉哉站在蓼花冲的坡地上，入目皆是光秃秃的“和尚头”山岭。眼前的画面让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眉头紧锁，十几年前这里还是密林覆盖，如今树木却被砍得七零八落。谢觉哉把县里几名干部叫到跟前，语气并不高，却一句顶一句：“为什么没人阻止？林子没了，水土怎么保？”短短几句，把在场干部问得低头无言。
有人小声提醒：“谢老，您家里……您儿媳也砍过几棵。”场面顿时安静。谢觉哉沉吟片刻，转身看向那片曾经是自家坟山的坡地，声音平稳：“谁砍谁担责，该赔偿就赔偿，该检讨就检讨。”就这样，一场集中整顿森林的运动在宁乡县悄然铺开，谢家的儿媳、孙媳被没收木材、罚款外，还在社员大会上当众认错。老部长自己带头写检讨，从生产队写到县里，不留情面。这件事迅速传遍三湘四水，许多人惊讶：身为“长征四老”之一，谢老对自家人竟是这样一碗水端平。
时间向前推二十多年。1935年陕北保安，红军刚刚胜利会师，中央机关紧锣密鼓地恢复机构。彼时三十多岁的年轻干部占大多数，唯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与谢觉哉因年岁偏长，被戏称为“长征四老”。毛泽东点将：“谢老熟悉地方事务，就让他负责民政和司法。”一句话，第一任中央内务部长由此诞生。新部长到岗第一天，就定下规矩：每周必须接待群众一次，处长、科长无一例外；凡来访者，先登记、后汇报，绝不准门卫私自挡人。警卫员犹豫：“有的信访人情绪激动，怕影响安全。”谢觉哉摆手：“把问题挡在门外，比把危险挡在门外更可怕。”
陕北冬夜异常寒冷，窑洞里生火靠木炭。见他办公时冻得直打颤，警卫多添了几筐炭。炉子一热，谢觉哉却把半数拿出，用水浇灭留作备用。理由很简单：木炭难得，烧完一窑就是一棵树。节省下来，前方战士或许就多一件棉衣。朴素到如此地步，看似小节，却让部里年轻人深受触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务院内务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相继组建。谢觉哉先后担任政务院内务部长、最高法院长，法治建设千头万绪，他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强调冤假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1951年，他审阅一起河南强奸案卷，发现口供与证据存在重大矛盾，亲自责成复核，最终改判无罪。有人不解：“堂堂院长，何必为一普通农民耗费时间？”他只说一句：“这条人命，和部长的命一样贵。”
1959年初夏，一封来自甘肃的求助信送至北京。来信的医生自称因“破坏民族政策”被判十年，已服刑八年仍申冤无门。谢觉哉批语：“速查。”他要求甘肃高院调卷，又让书记员就地访谈。半个月后报告摆在案头，多处疑点浮现：时间吻合不严，证人证言前后矛盾。谢觉哉指示再核实，最终确认系冤案，当事人获释回医院继续行医。此时他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批完卷宗总会轻轻揉揉眼角，疲态难掩，却很少在众人面前流露。
严格律己不仅体现在公事。三年困难时期，谢家的孩子想买双皮鞋，在百货商店挑了半天没合脚，回家埋怨“国家生产太少”。谢觉哉听后平声细语：“三十年代在兰州我穿的那双皮鞋，一直磨到七十岁才换新的；咱们不缺鞋，农村却缺粮油。先想办法让大伙吃饱，比埋怨更有用。”孩子羞愧难言，后来主动把配给票让给了邻居。
“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期间，老部长身边的秘书高世文按照资格本可定十四级，最终只拿到十五级。他闷闷不乐，谢觉哉了解到情况，把人叫到办公室，说道：“国家刚打完仗，厂矿要修，铁路要铺，多出的级别就是多出的负担，忍一忍，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调。”几句话化解了秘书心中疙瘩。多年后，高世文回忆：“谢老那时候没说空话，一句‘国家困难’，谁还好意思争？”
1961年夏，最高人民法院汇编全国第一批指导性案例。谢觉哉提出，每一个案例都要注明审理过程，“让能看懂字的老百姓知道案子怎么判”。此举开创了司法公开的雏形，为后来法规汇编奠定了底子。有人担心公开案卷会泄露机密，他摆摆手：“阳光下的法庭，更能赢得人心。”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当时职工们整理他的遗物，除两套旧中山装、一只用了十年的帆布包，再无贵重之物。更令人意外的是，帆布包底层夹着厚厚一叠笔记，记录的全是各地申诉案号、进展与结果，密密麻麻，几乎看不到空白。负责档案的同志感慨：“谢老走了，可这包纸还在替他说话。”
有人评价他的严苛源自冷峻，其实更像一种近乎固执的公平。儿媳、孙媳不过砍了几棵树，也要没收罚款；底层农民蒙冤，他堂堂院长也会亲赴案地。史册中关于“革命司法奠基人”的溢美之词很多，但最能代表他的，却是那句常挂嘴边的提醒：“执法者先守法，亲疏一视，同理民心。”今天提起谢觉哉，人们首先想到的，仍是那种不带私情的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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