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办科长苦笑：“将军，真不是拖延，账上只剩二百来万旧币，连本月的药棉都不够。”这句话像凉水浇头，让李治一下意识到：再不去北京，医院连门面都撑不住。
他径直找到院长刘伯承。刘帅拍拍兜，干脆利落：“两口袋空空，真拿不出，还是你去中央跑一趟吧，你和主席熟，开口更方便。”一句“更方便”，把责任压得死死的。李治只好收拾行囊，扛着那杆随身佩枪，坐上北上的慢车。
三十六个小时颠簸，他进了中南海西门。岗哨例行检查，发现手枪，照章不让带。警卫去通报，毛主席听完挥手大笑：“李治？让他进来！带刀带枪都行。”话音落地，李治才放下心。
屋里灯光偏暗，周总理已先一步陪坐。主席问：“这一趟怎么想起上北京？”李治坦率：“来化缘，学院买不起医疗器材。”周总理听得乐了，抬眉道：“刘伯承那家伙把活推给你了吧？你呀，被他‘骗’了一遭。”一句戏谑，把屋子里的气氛顿时点亮。
毛主席随口追问：“要多少？”“三千万旧币。”李治话音未落，主席摆手：“少了，加个零，拨三亿。”李治推辞，再三无果，只好收下批条。拎着那张薄纸，他笑称自己像极了回乡探亲的邮差——肩上没包袱，心里全是沉甸甸的责任。
钱可以解决当下难题，可李治在军中树立的威信，却源自二十年前的一场急救。1935年红军途经滇黔边界，周总理高烧昏迷。八位军医，有的说疟疾，有的说肺炎，针水下去仍不见效。李治仔细听诊，怀疑是阿米巴肝脓肿，主张穿刺检查。有人质疑，他只回一句：“命悬一线，再犹豫就晚了。”穿刺放脓后，周总理三天退热，转危为安。从那以后，周总理见面常开玩笑：“李治，这条命算你借给我的。”
再往前推，李治与红军的缘分从1930年底说起。那年他是国民党十八师上尉军医，在江西作战被俘。红军不仅不骂不打，还请他替伤员缝合包扎。短短数周，他就被官兵平等的气氛打动，递交了入队申请。
入队后，他发现许多卫生员是“半路出家”，于是熬夜编教材，手绘示意图。有人打趣：“李医生，你是军医也是先生。”他哈哈一笑：“多教一个人，就多救一条命。”教材很快在前线推广，救治效率眼见提升。
长征途中，他又与毛主席结下情分。1935年草地休整，贺子珍遭敌机扫射受伤昏迷。李治跪地探查，判断未伤要害，清创、缝合、包扎一气呵成。毛主席赶来，紧握他的手：“感谢！你救的不只是她，也是我们的士气。”此后每逢转场，他都背着药箱紧跟贺子珍，直到伤愈。
抗战爆发，红军卫生学校改编为八路军卫生学校，李治任校长。平型关战役，他把两百多名学员分散到沿黄河的兵站，建立千里转运链。有人问：“路远险恶，能运得活吗？”他只说一句：“试试看，不试肯定死。”事实证明，成千伤员被成功救回。
1947年冬，西北野战军缺药少器械，彭德怀点名让李治当卫生部长。大雪封山，他带队徒步穿行祁连，硬是把二十几匹骡驮药粉送到前线。彭老总评价：“打仗靠子弹，保命得靠李治那一包银针。”
北京解放后，他本该休养，却因为军事学院筹建再次披挂。向中央要到经费后，他先修手术室，再建供应室，最后成立流行病学小组。几年下来，学院官兵的常见病发病率降到全国军校最低。1955年授衔，他依旧每天揣着钢笔和小本，理发时也被拉去看腰肌劳损。有人劝他多享清福，他摇头：“回病房才踏实。”
1989年2月，91岁的李治在北京病逝。追悼会上，老学员们自发站成方队，胸前别着一根注射器徽章，这是当年他设计的院徽。有人轻声念叨：“那年早春，他带回三亿经费，也带回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脉。”话音未落，人群里已有人红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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