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成都郊外的春夜带着湿润的气息。中央在这里开工作会议，散会后已近子时，毛主席仍留在专列上，叫人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请来。灯下，两人隔着一张小茶几谈水利、谈牛犊，也谈到了汉武帝的楼船。忽然，毛主席话锋一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吗？”一句轻描淡写，把年轻书记问得微微怔住。
回到1940年，年仅23岁的陶鲁笳第一次踏上晋东南，霜风凛冽，他在昔阳县山坡上听老百姓诉苦：缺水、地瘠、年年“十月荒”。从那时起，“兴修水利”四个字像锚一样钉在脑子里。抗战、解放、建国，他的职务几次更迭，可只要路过干裂的河床，心里就发紧。
1953年6月，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时年三十六岁。外界羡慕“最年轻的省委一把手”，他自己却常半夜捧着地图琢磨河道。毛主席嘱咐领导干部“兼顾四面八方”，在他看来，四面八方先是庄稼人的水缸。那一年，他跑遍了汾河、桑干河、漳河上游，鞋底磨得见布层。
1955年夏，中央制定《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主席找陶鲁笳谈话时强调：“要增产，也要增牛。”随即提出“利用黄河，改造黄河”的设想。陶鲁笳顺势汇报：打算把黄河水从内蒙古清水河县引进桑干河、汾河，以解十年九旱之困。毛主席点头：“好！黄河原就是一条天然引水渠。”
让人没料到的是，紧接着便出现那段关于闻喜县的对话——
“汉武帝楼船可直抵汾水。”
“是吗？”陶鲁笳低声回应。
“《汉书》里写得清楚，元鼎六年捷报自南越而来，武帝‘闻喜’赐县名。两千年前汾河尚可行船，如今却干瘪，我们可不能心安理得。”主席的语气不高，却句句扎心。
这番谈话，后来被陶鲁笳视为再次“开窍”。回到太原，他立刻组织技术人员论证“引黄济汾”线路，还在省委常委会上拍板：凡涉水利项目，审批限期一周内完成。有人担心投资过大，他脱口而出：“不修渠，咱们欠老百姓的账更大。”
同年冬，河南林县来人递交申请，希望山西放漳河水支援修渠。漳河发源在晋东南，一旦放水，山西自家用水必更紧张。陶鲁笳想了半天，签字画押：“可以，渠道先通到林县。”林县书记杨贵激动得直握他的手：“陶书记，您这是雪中送炭！”外界传言他“把水份给了外省”，他只回一句：“四面八方，总得有人先迈步。”
紧锣密鼓的水利建设，并没让他忽视“人”的问题。1963年秋，作家赵树理带着兴奋跑进省委大院，“陈永贵了不起！”激动得声音都发颤。陶鲁笳原本只晓得陈永贵是劳模，这次干脆住进昔阳大寨。清晨摸黑出工，晚上和农民围着煤油灯评工分，一个月下来，他写了厚厚两大本笔记。
1964年3月，毛主席的专列驶到河北邯郸，再度把陶鲁笳和河北书记林铁请到车上谈农村社教运动。陶鲁笳趁机汇报大寨：“陈永贵提了句‘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干部在地头说话腰杆子更硬。”毛主席抬眼，喜形于色，道：“你不打仗，哪来指挥权？可以推广嘛！”此后，“农业学大寨”由点成面。
外人常赞陶鲁笳功绩，他却把最大收获归结为“跟毛主席学方法”。晚年住院，他拉着年轻记者的手半开玩笑：“我那点治理山西的招，许多都在毛主席‘顺手一句’里。”说完竖起大拇指，笑纹像阳光一样铺满面庞。
1970年代，“引黄济汾”实地开挖，他早已不在省委，仍数次赶到工地。工棚里尘土飞扬，他用力拍打棉衣：“水一来，地就活了。”工程通水那天，汾河水面铺出一道亮银，他站在堤岸，久久没说话。身边的技术员悄声感叹：“书记，这水是您当年定下来的。”他只是摆摆手，眼角却有泪意。
1993年，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陶鲁笳写下回忆文章，把那句“领导干部要兼顾四面八方”放在开头。稿子不长，却字字铿锵：干部要读历史、看山河、察民情；读得越深，越懂得肩上分量。文章发表后，有老农特地托人寄来一袋黄河灌溉下的稻米，上面压着一行字：“山西不再十年九旱。”
半个世纪里，从问“闻喜”到引水渠，从老少组到大寨队，水脉、人脉相互缠绕，最终汇入百姓的饭碗。故事说到底，并非传奇，更像一部沉甸甸的工作笔记：看见问题，盯住根子，然后一步步把图纸变成现实。这或许正是毛主席当年忽然问起县名、提起汉武帝的深意——历史不是摆设，它是今天行动的理由，也是明天结果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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