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的名字很多人听过，钱塘江大桥他造的，修桥修了一辈子，人活到九十多岁，最后的日子是在医院床上过的，屋子墙壁白花花的，床头柜搁着药瓶子，窗户外面一棵老槐树，树枝刮着玻璃吱呀吱呀响，他那会儿动不了，躺着，看着天花板，一天大部分时间就是那么躺着，护工换了好几个，人家嫌闷，话都说不利索的老人有啥好伺候的，翻翻身擦擦身子，喂点糊糊一样的饭，喂饭的勺子碰着碗沿叮当响几声，房间里也就这点动静。
他老家江苏镇江，小时候读书厉害，后来去美国学的怎么造桥，学成回来就赶上了造钱塘江大桥，那是中国自个儿设计自个儿造的头一座跨江大桥，难得很，江底下淤泥几十米深，水流急得能把船冲跑，日本人炸过桥，炸了又修，再炸再修，他那几年压力大得没法说，抽最便宜的烟，一宿一宿不睡觉，盯着图纸看，熬得眼睛通红，家里人看他这样也跟着熬，熬着熬着就落下病根了。
头一个妻子叫戴传蕙，陪着他从苦日子过来的，见过他意气风发造桥的时候，也见过他后来低着头的年月，她性子静，心思细，看着丈夫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家发呆，那些年政治上的风浪一拨接一拨，有人骂他是技术权威脱离群众，有人说他有历史问题站错队，戴传蕙听着窗外的口号声整晚整晚合不上眼，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些话翻来覆去，人像给抽了筋，一点一点软下去，撑不住了，住进了医院，没查出什么大病，可心里那盏灯熬尽了油，在病床上躺了没多久，人就没了。
后来茅以升身边有了第二个妻子权桂云，比他要小不少，年轻些总以为是安慰，可这日子也没多长，老头子还是那样忙，东奔西跑，心思都在桥上在书上在图纸上，图纸一张张铺满书桌盖过饭桌，家里冷锅冷灶是常事，权桂云自己身体后来也不好，生了病，身体垮下去，去医院的日子越来越多，等到最后那段日子，该守在床边说话的人，来医院看她的人，很少很少，几个孩子露过面，没待多久又走了，权桂云躺在病床上，盯着输液管里的水滴一滴一滴往下掉，直到最后那滴药水也没落下来，人就那么跟着去了。
茅以升自己生了几个孩子呢，六个，大的小的都有，念书的念书，工作的工作，按说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可到后面日子过得，越走动越稀松了，孩子们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委屈，老头子老了，脾气有时候怪，说的话孩子们听了不痛快，孩子们自己过日子也不容易，柴米油盐挤在里头，有时候来看一眼，放下点水果营养品，椅子还没坐热乎，找点借口说有事忙就走了，时间长了，来得就更少了。走廊里护士推着换药的小车咕噜咕噜走过茅以升的病房门口，门缝里看一眼，他就那么歪在枕头上，眼睛半眯着也不知道睡没睡着，电视没开，收音机也没开，就干躺着，像个老树桩子杵在空荡荡的房间。
人躺床上很久了，窗户外头树枝从绿变黄七个来回，医院里医生换了一批又一批，护士站的小姑娘也混成熟面孔了，有回查房医生跟别人念叨，说他这身体机能能维持到这个岁数真是少见，九十多岁的老人器官一点点衰竭，机器监测着各项指标，数字往下掉就输点液，就那么维持着，维持着。1990年的冬天特别冷，风吹得窗外那光秃秃的树杈子呜呜咽咽地响，就在那年，有一天夜里，仪器上的波纹突然变成一条长长的直线，再也不跳了，发出那种尖锐绵长的叫声，响彻整个走廊。护士冲进来急救，该做的都做了，没用。最后床边站着的是单位的领导，还有医院的几个工作人员。
他的孩子们后来知道了，赶去了殡仪馆，该办的后事按规矩给办了，追悼会来了不少人，念了长长的生平，讲他建桥的功劳讲了好多，鞠躬默哀都做足了。有人说起来，提起他最后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没人说得清。家里的事，外面的人知道的也就是零星半点，知道老头子妻子走了，知道孩子们很少露面，知道他在医院里躺着，躺了很久。墙就是那样，隔着里外两边光景。人走了，也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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