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根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发布，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部负责人希巴尼，即将开启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报道中还提到，中方此次安排了多场会晤。
17日，希巴尼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虽说如今的叙利亚政府只能算临时过渡，但希巴尼这个外交部负责人，行使的却是外长职责。因此，他的到来很可能是在给艾哈迈德・沙拉做铺垫。
总统访问，外长先进行探路，这已经是老传统了。
一周前，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高调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面时甚至提出“在大马士革为特朗普竖立雕像”的承诺，但这场被叙利亚寄予厚望的访问，最终只换来美方的空头支票。
如今，沙拉派外长转向东方，试图从中国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叙利亚的外交突为
2024年12月通过军事行动掌控大马士革后，沙拉将首要希望寄托于美国。
2025年他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不仅承诺修建特朗普大厦，还主动恢复与乌克兰的外交关系，试图向西方递交“投名状”。
但美国对叙利亚的期待始终聚焦于库尔德问题，加之沙拉背后有土耳其支持，美方难以完全信任这位新任叙利亚领导人。
最终，美国仅同意象征性支持，并未解除对叙制裁，也未提供实质性经济援助。
转向俄罗斯成为沙拉的第二选择，近期他与普京达成的协议，允许俄军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以换取俄罗斯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牵制。
但俄罗斯能提供的安全保障无法覆盖经济重建需求，俄罗斯受限于自身经济规模，无力独自承担，这种困境迫使沙拉将目光投向中国。
希巴尼外长此次访华，重点提出重启“一带一路”合作，希望中国企业在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参与叙利亚重建。
但叙利亚的诚意受到质疑，沙拉政权上半年竟任命多名“东突”组织头目为高级军官，这违反了国际反恐共识。
中国对叙利亚的合作意愿持开放态度，但设置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个场合，中方代表明确要求叙利亚履行国际反恐义务，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威胁他国安全的活动。
这一要求直指“东突”问题，该组织长期与中东极端势力勾结，不仅危害中国新疆安全，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恐怖实体。
尽管叙利亚临时政府宣布废除所有武装，但其内部派系与极端组织的复杂历史关系，让中方难以轻易信任。
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曾因塔利班政权与恐怖组织切割不彻底而长期保持谨慎，直到对方采取切实行动后才逐步推进合作。
这种经验使中国形成明确原则：与政权更迭后的国家合作，必须首先确保反恐领域的互信。
对叙利亚而言，清除“东突”势力不仅是满足中国要求的必要步骤，更是其重返国际社会的关键。
若沙拉政权能在这一问题上展现决心，不仅可换取中国支持，还能扭转其在国际反恐领域的负面形象。
叙利亚重建需求
叙利亚的重建需求几乎覆盖所有基础领域，内战导致60%的基础设施损损，失业率高达80%，货币贬值超百倍。
旱灾与粮食短缺让约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参与重建的优势明显：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在电力、交通、通信等领域的经验可直接应用于叙利亚。
但合作面临两大障碍：一是西方制裁的制约，美国《凯撒法案》等制裁措施使任何对叙投资面临风险；二是叙利亚内部治理混乱，地方军阀割据导致统一法律与税收体系缺失。
沙拉政权的外交摇摆进一步加剧了合作难度，其亲美倾向与对中俄的依赖形成矛盾，而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放大了这种矛盾的影响。
中国不会接受自身投资成为叙利亚向西方示好的筹码，这一点在以往案例中已有体现。
例如，缅甸军政府曾在接受中国投资同时暗中与西方接触，导致中缅合作项目屡屡受阻。叙利亚若想真正获得中国支持，必须证明其外交战略的连贯性。
美国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因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因素而受限，俄罗斯则更专注于军事存在而非经济重建。
中国凭借经济实力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逐渐成为中东国家寻求平衡的新选择。
但这种角色对中国亦是考验：如何在避免卷入地区冲突的同时，保障自身投资安全？中国的选择可能重塑中东权力格局。
对叙利亚民众而言，大国博弈远不如生存现实重要。
战后重建不仅关乎政权稳定，更直接决定千万人的基本生活。
中国若参与重建，需创新合作模式，或许可借鉴在巴基斯坦的试点经验，通过分区推进、民生优先项目降低风险。
但所有方案的前提，仍是叙利亚在反恐与战略互信上拿出实际行动。
结语
叙利亚外长的访华之旅，是一次外交试探，更是一场战略抉择。沙拉政权若真想摆脱孤立，必须认清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没有任何大国会无条件支持一个在核心利益上模糊的政权。
中国提出的反恐要求，看似是门槛，实则是叙利亚与国际社会重建信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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