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8岁的吴信泉看上了16岁的俞惠如，李雪三：我去找她谈谈|1940年|俞惠如|政治部

1940年夏末，淮海平原的稻浪还带着湿热的气味，第二支队机关临时设在阜宁北郊一座废弃的祠堂里。就是在这段转场间隙，28岁的政治委员吴信泉第一次听到“俞惠如”这个名字。运输员递来简报时顺口夸了句：“区里来了一位小姑娘，演讲不用稿子，老乡都爱听。”一句无心的闲聊，却让吴信泉记住了那个年仅16岁的女孩。

部队很快又要东渡运河，为了鼓舞士气，政治部决定在盐阜一带搞几场抗日宣传演出。临行前夜，吴信泉翻看演员名单，发现了那个名字，心里不由轻轻一跳。出于谨慎，他没有表现异样，只是嘱咐政工科把宣传队的车辆和口粮优先安排。同行的副主任调侃：“政委对文艺工作前所未有的上心啊。”他笑而不答。

渡河的夜色深沉，桅灯映在水面上晃动。次日拂晓，队伍在魏营集结，简短欢迎会上，一个瘦小却神情自若的姑娘走上台前，声音清脆：“乡亲们，八路军和大家是自己人！”不用稿件，语速却分寸恰当。吴信泉在台下微微点头，眼神没躲开，姑娘却没留意到台下那位干练的军装男子已留意她良久。

欢迎会后，地方干部安排驻地。吴信泉借口“了解群众工作”把俞惠如请到自己简陋的油布帐篷。寒暄几句，他突然问：“十二岁就参加妇救会，怕不怕？”俞惠如摇头，“怕就不会站在台上。”短短几分钟对话，让吴信泉确信，这小姑娘不仅胆大，更有条理。

战争催人早熟，却也给情感留出罕见的缝隙。接下来的半个月，宣传队随前线转战，戏台搭在麦垛旁、河堤上、甚至敌碉堡被炸塌的砖堆前。每到傍晚，吴信泉总会拎着搪瓷壶站在观众席最后一排，静静观看。俞惠如主演的《农村曲》唱到“田里有枪声，心里有信仰”，掌声和口号此起彼伏，他却只听得见台上那抹略显稚嫩的女声。

盐阜夏季作战告捷，部队略得喘息。吴信泉开始打算“组建家庭”，在别的干部看来，政委长期奔波，确该有个知冷知热的伴。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得知此事，不等吴信泉多说，拍拍作战图上的灰尘：“我去找她谈谈。”一句爽快承诺，像推开了一道门。

李雪三见到俞惠如，并未开门见山，而是从吴信泉十几岁参加农运的故事讲起：瑞金烈火，长征雪山，负伤两次仍不下火线。“这样的人对组织负责，也会对家庭负责。”说到这里，他才轻声补一句：“部队希望你们互相关照。”这番话比直接提亲更有分量。俞惠如心乱如麻，低声回应：“让我想一想。”

接下来几周，俞惠如暗中观察。操场上，吴信泉与通信班打篮球，起跳扣篮，动作利索；夜里巡营，他总掖好哨兵的雨布；排练厅里，他会用口琴替代半旧的手风琴为演员定调。这样的细节，一点点消除了她对“只会打仗的大老粗”的顾虑。

1941年春，盐阜细雨连绵。一次战前动员后，俞惠如主动上前：“政委，口琴能不能借我练练？”吴信泉愣了下，把口琴递到她手心，金属略带体温，那一刻两人心照不宣。三个星期后，他们在驻地菜园旁的枣树下补办简单仪式—没有花轿，没有礼服，一支口琴曲《在太行山上》算作婚歌，同袍们围成圆圈为他们鼓掌。盐碱地的风不带芬芳，却吹得人眼眶发涩。

岁月并未给新婚夫妇久长的安宁。皖南事变后，部队改编，吴信泉出任三师八旅政委，随即奔赴更艰苦的淮海地区。俞惠如随宣传队同行，战火压低了婚姻的甜味，却让彼此的信任日益加深。一次夜袭回撤，吴信泉负伤在肩，俞惠如硬是和两名担架兵把他拖回安全区；几天后，他带着未拆线的伤口出席宣传队汇演，只为兑现那句“咱们的戏，一场不能落”。

抗战胜利，中央确定“北进”方针，吴信泉率部挺进东北，离别之际，他给妻子留下一封薄薄家书：“大局需我，盼你勿忧，待战事平，借口琴再为你伴奏。”信中无一句海誓山盟，却透出骨子里的承诺。俞惠如把信折好，缝进军装内侧口袋，随队南防，转战淮北。两人此后聚少离多，却一直保持每月一封信，用最朴素的话记录战场消息与身体状况。

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前夜，司令部电台捕捉到熟悉的呼号：“二纵主力已达指定地域，请告嫂子，口琴完好。”密码员笑着说，这大概是战场上最别致的“平安符”。半年后，吴信泉随三十九军挥师入朝，云山鏖战前，他在作战地图背面写下五行字：“交代后事太早，不写。”随后把地图折成方块，塞进胸袋，依旧带着那支旧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