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最后那一趟航班，坐的是飞机，扛得却是国家的命根子。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北京南边的机场起飞了一架军用飞机。
机上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穿得不显眼，话也不多，手里死死拽着个公文包。
别人不知道，但他自己心里清楚，那包里装的是中国刚做完的一个大实验的全部数据。
不是普通的资料，是核武器试验的核心成果，丢了、泄了，后果不是丢脸，是掉命。
飞到半空，快落地时候出事了。
飞机出了故障，没撑住，炸了。
救援人员赶到后一地残骸，但奇怪的是，有个包完好无损，和两具紧紧靠在一起的遗体放在一块儿。
那包后来送去做鉴定，没错，是郭永怀护着的那份资料。
这事儿传出来后，科研圈炸了，军方也沉了。
一位顶尖科学家，不是死在实验室，也不是死在病床上，是和警卫员一起用命压着国家的档案，烧没了自己，保住了资料。
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发系统里最不能少的那一块拼图。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郭永怀不是一开始就在国内做研究的。
早年他在美国读书、做实验，混得不差。
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跟钱学森、钱伟长这些人是一个圈子的。
那阵子美国对这些中国科学家看得特别紧，钱学森回国的时候被扣了五年，郭永怀也被盯上了。
美国人那会儿想留他，出了不少条件，什么职位、薪水、研究经费都给得挺足，但他就一句话，“我要回国。”回国这俩字，说起来轻，办起来难。
他知道自己一旦动身，那边能用的招数全能使上来。
不光是监视、盘问，还有可能动家人、扣证件。
他干脆利落，烧了自己的一堆科研成果，烧得干干净净。
他说过一句话：“真正重要的东西，都在脑子里。”
1956年，他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回了国。
一进北京，没几天就进了中科院。
那时的中科院不像现在，有多少先进设备，那时候连纸都要省着用。
可他一点没嫌弃，从头干起，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核武器模拟试验。
他和李佩其实是留学时候认识的。
他们俩在异国他乡认识、相识、相爱。
婚礼是纽约一个小镇的市政厅办的，主持人是当地市长。
婚后住在一栋三层别墅里，生活过得很温馨。
他们的女儿郭芹出生后，一家三口过得挺平静。
可这份平静不长。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俩一个回到实验室，一个走进讲台，彻底扎在了中国的科研系统里。
回国以后，郭永怀基本没怎么休息过。
他不是外向的人，话少，但做事特别稳。
很多重要的科研会议上，他不多说废话，拿出的都是有分量的成果。
他在空气动力学上的造诣，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导弹和核武器的飞行参数计算。
实验做得越深，他就越沉得住气。
别人不清楚他在干嘛，连李佩也不知道。
她常年一个人带孩子、去教书，问他工作，他只说一句：“不能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沸腾了一阵。
李佩那时候才明白，丈夫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不说话、连节日都不在家过。
他不是不想，是不能。
又过了几年，郭永怀的工作更忙了。1968年那次飞行，是他带着新一轮氢弹试验数据去北京汇报。
如果那份资料丢了，整个项目得推迟一年以上，技术也可能被外国盯上。
事故发生后，李佩没哭，也没闹。
她在床上躺了三天，然后照常去上课。
她清楚，郭永怀那口气断得不冤。
他最看重的是国家的科研进度，不是自己的安危。
她后来把自己的一生也埋进了教育里。
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她教了几十年，直到九十多岁还坚持讲课。
她上课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只有一次没有笑，那是她唯一的女儿郭芹去世的时候。
她处理完后事，第二天照常出现在教室里。
学生说，那天的李老师，脸上没笑。
2017年，李佩也走了。
她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和郭永怀葬在一起。
他们的墓，至今立在北京西郊的一片安静山坡上，墓碑上刻着两人名字，旁边没有多余的碑文。
这对夫妻，一个用命守科研，一个用一生教学生，走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却是后人几十年都走不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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