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的一天深夜，守在中南海病房外的医护人员听到毛主席轻声嘱咐：“别忘了韶山的九弟。”这个“九弟”，正是毛泽连。对熟悉党史的人而言，毛泽连的名字并不显赫，却在毛主席心里占据着分量。追溯两人的交往脉络，才会明白那一句话并非临时动情，而是多年情分的沉淀。
回到1949年夏末。第四野战军南下部队在湘潭短暂停留，负责联络工作的几名干部意外发现一位衣着朴素、右眼泛白的农民。这位农民报出自己与毛主席同宗同源的身份时，现场一片寂静。山区信息闭塞，毛泽连根本不知道堂兄早已成为全国瞩目的领袖。得知消息后，他反复确认：“他真在北京？”那神情像半信半疑的孩子，后来常被老乡们当作趣谈。
不久，解放军专门给毛泽连安排了北上的车票。一路风尘仆仆，他抵达中南海。那是10月初，北京还残留秋意。丰泽园草坪上，毛主席大步迎来，先伸手又忽然收回，转而紧紧抱住他。短暂沉默后，两人竟同时笑出声。多年失散的亲情，用这一抱就补上了缺口。
第一次北京之行，除了亲情叙旧，更关乎现实难题——眼疾。协和医院给出的诊断并不好听：若再拖，恐永远失明。毛主席暗示卫生部开通绿色通道，却仍坚持原则：“医药费按规定报销，额外开支我个人解决。”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令在场医护印象深刻。术后视力只恢复三四成，但毛泽连已经满足，他自嘲说“总算能分清稻谷和杂草了”。
1953年春节前夕，毛泽连第二次进京。彼时国家百废待兴，主席仍记得堂弟的难处：没固定工作、母亲多病、孩子读书无着。可他只送了件黄呢大衣和几双解放鞋，然后把毛泽连往屋外一推：“早点回韶山，田地离不开人。”口气近乎严厉，却夹杂暖意——不让亲属走特殊通道，是他早定下的规矩。
1959年6月，毛主席回韶山考察水利。当天下午，他正要下水游泳，远处传来呼喊：“三哥，我来了！”毛泽连拉着妻子张玉莲、四岁小儿子跑来。泳池边简单寒暄后，主席邀请一家人到松山一号用晚饭。饭桌上，张玉莲羞涩得只说了几句客套话。多年后接受采访，她竟把那次拜见忘得干干净净，只记得1966年和1981年“各见过一次”。毛泽连当场纠正：“怎么能少算1959年那顿饭！”这段小插曲，让许多人意识到：在频密的政治日程里，主席也抽空维护亲情，而当事人甚至记不清次数，可见他对“特殊照顾”多么警惕。
进入六十年代，毛泽连境况并未显著改善。妻子瘦弱，孩子多，还要照看烈士遗孤。1960年初，地方政府曾提出安排他到县供销社领固定薪水，被他谢绝：“我能种田，不给乡亲添麻烦。”韶山人对此既敬又怜。偶有人提醒他：“你是主席亲戚，多开口就行。”毛泽连总摇头：“三哥的话不能当耳旁风。”
时间来到文革风暴的1966年。毛泽连奉调进京参加亲属座谈，主席照例叮嘱：“北京空气不合你口味，呆几天就回去。”会后又递上一包家乡腊肉。周围工作人员暗暗咋舌——物资紧缺年代，腊肉比现金更难得，却没有任何正式批示，纯是私人馈赠。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韶山。毛泽连没掉眼泪，而是抱着老屋前那棵樟树站了一个上午。人们问他在想什么，他只说了六个字：“三哥说的，记得。”随后，又低头回到自家稻田。哪怕此时已双目几近全盲，他仍固执地摸索田埂，把禾苗扶正。旁人看得心酸，却不好多劝，因为谁都清楚，这是毛泽连对堂兄的最后守望——自食其力，不给组织添麻烦，用行动做出“好头”。
1981年，张玉莲再赴北京参与烈士家属座谈，途中顺道去看天安门城楼的遗像。同行干部问她：“这次算第几次见主席？”她愣住，随即苦笑：“真算不清了。”这份朴素、淡然，正映照出他们一家与领袖之间不加掩饰的血脉之情。
毛泽连去世时，家中几乎没有像样的遗物。唯独一件褪色的黄呢大衣，被子孙们层层包好。那是1953年的那件，袖口已经破洞，却始终没舍得扔。有人说，这件大衣的分量，不在布料，在规矩。在毛主席为亲属划定的那条“不能靠关系拿好处”的红线里，毛泽连交出了一份干净的答卷，也因此成了主席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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