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初春的午后，上海的风带着微凉，掠过北四川路，卷起路边学生的白色袖口。上海大学刚刚结束一天的课程，校园里安静得只能听见梧桐叶摩挲。陈赓把讲义夹在腋下，从教室台阶上走下来，脚步放得极慢，好似要把这短暂的宁静裹进记忆里。
这所学校在当时被视作“革命的火药库”。恽代英、萧楚女轮番讲授革命理论，课堂外还有印着油墨味的宣传小册子在学生手中暗中流转。白天的陈赓坐在最靠窗的位子，仿佛永远在记笔记；夜晚，他又准点赶到工人夜校，抬头能看到浦西工厂烟囱泛着火光。白与黑、日与夜就在他的人生里交替，拉出一条紧绷的弦。
难得有一下午没有接头任务，他决定在操场绕两圈，再去夜校。操场边栽着几棵承担绿化的樟树，新芽刚冒头。陈赓走到跑道尽头时，迎面来了两位女大学生，制服剪裁合体，肩上挎着英文印刷的帆布包。
视觉里的下一秒，陈赓心脏骤停。左边那名女学生的眉眼，几乎与三年前的谭秀茹重叠：微卷刘海，眼角一颗小痣，连步伐里那点不经意的骄矜都像被复制粘贴。陈赓大脑飞快检索起那场尴尬的旧事。
1921年夏，陈赓在法租界组织工人罢工，被巡捕追捕。他从里弄屋顶翻落，栽进一户人家的天井。那户主家姓谭。谭家小姐不但没高声呼救，反而迅速递来干净毛巾引开巡捕。几天后，双方因革命主张和家世立场出现裂痕，陈赓匆匆告别，歉意却始终悬在心里。
而今，同样的脸庞出现在眼前，仿佛命运专门安排一次补考。陈赓抬步，拦到两位女生身侧，低声却郑重：“谭小姐，请原谅我。”四周学生仍在说笑，场景却像被按下静音键。
女子愣了几秒，眨着眼问：“你是？”声音里确有惊讶，却并无回忆的味道。她的同伴拉了拉她的袖口，似乎感到冒失的青年有些唐突。
陈赓不闪不避，目光追随着那张脸的每一道线条。理智告诉他应该先核实身份，可连日紧绷的神经把怀念放大。他再次开口，压低音量：“我不会认错的。”
对方呼吸急促，却依旧摇头。另一名女学生出声解释：“她姓陈，名秀英，不姓谭。”言语平静，无半点作伪。陈赓心里“轰”地一下，似有闷雷。的确可能是巧合，可那种近乎本能的确信令他难以下咽。
短暂的僵持后，陈秀英低头整理书本，带着同伴离去。两人背影渐小，阳光在操场尽头拉出细长剪影。陈赓站在原地，没有追上去，只是把军帽压得更低。街角汽笛声突如其来，他这才想起夜校的钟点即将敲响。
一路快步，他的脑海却反复播放刚才那张脸与记忆里的那张脸——像两张重叠底片，既相似又隔着难以穿越的岁月。革命让习惯怀疑的人更加戒备，可内心的柔软却难以完全切除。
到达工人夜校时，几十名工人已坐在木椅上等候。陈赓把教案摊在黑板前，一句“同志们，我们接着讲罢工的策略”刚出口，忽然听见自己嗓音里带着沙哑。他迅速调整节奏，继续讲解欧洲工运史，没有再让私人情绪显形。
下课后，窗外的霓虹灯将弄堂照得支离破碎。陈赓合上书本，脑海浮现一个念头：倘若世界真有如此相似的面孔，那么握在手里的每一分钟都更显珍贵。他加快脚步回到秘密住所，铺开笔记，用钢笔写下当日所得。他写道，敌人随时可能到来，同志亦可能瞬间散落各地，不该让无谓的愧疚耗尽意志。
夜深，煤油灯芯噼啪作响，映照着他微微泛红的眼眶。对于陈赓来说，这座城市既是课堂，也是战场；既有不可抗拒的记忆，也有尚未完成的使命。明天清晨的第一节课，他仍要坐在靠窗的位置，那里的光线最好，也最能提醒他：辨认方向，比辨认面孔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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