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的一个清晨，中纪委的一纸通知从北京发往广东湛江。纸张不厚，却足以让人心头一震：谢育才的党籍、党龄全部恢复，1926年入党资格予以确认。这份红头文件抵达时，谢育才已经去世整整十一年，可对谢家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一场迟到的春雨。
消息传来，王勖站在院子里，手指轻抖。她想起丈夫临终那句嘱托：“替我告诉组织，我从未背叛。”这句话，老人重复了太多遍，像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
谢育才是湖南平江人，出身贫寒。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束短暂的学习，递交入党申请。彼时的党组织还不成熟，一份誓词，一颗热血，就足够把人推上对抗旧世界的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央决定在重庆设南方局，随后又设南委，方便指挥粤赣闽的地下组织。1941年5月，谢育才奉命接替郭潜，赴江西担纲省委书记。一到南昌，他便察觉气氛不对：联络点多人失踪，电台久无回信，街面暗桩密布。但具体破绽在哪，他还来不及查清，就被中统特务盯上。
被捕当天，他连夜被押进马家洲集中营。狱友回忆，那天夜色沉沉，只听铁链拖过石板的声音。国民党的诱降常用两手：软化加酷刑。前者给高官厚禄，后者上老虎凳电刑。谢育才夫妻都尝了个遍，态度仍然冷硬。
特务头目冯琦见软的不成，开始利用谢育才的名义发假电报，试图把南委一锅端。这招险恶至极：如果方案成功，整个华南党组织都要瘫痪。谢育才必须想办法报警，而身边只剩镣铐和墙壁。
牙膏皮成了唯一的“工具”。他把薄铝片剪成钥匙模样，试图撬开脚镣。脚镣打开了，牢门锁芯却在最后一刻折断，行动败露，看守加派人手。形势愈发危急，他决定假自首，迷惑对方。
“装得像一点。”王勖低声提醒。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对话，字数不多，却是生死冒险的默契。
1942年4月29日夜，他们翻窗而出，徒步穿山，经农户藏身，最终摸到南委秘密地址。谢育才向领导摊开一张写满暗号的纸，详细交代江西省委已全线失守，电台落敌之手的事实。正是这份汇报，迫使南委紧急转移，避免更大损失。
谁料，事情却在后来翻了个面。因为狱中签过“自首书”，又带回被特务收养的儿子，有人断言他“变节”。1945年审查时，他被标注为“曾失节，予以观察”，党龄从头计算。
新中国成立后，谢育才调到华南地区，参与湛江港务整顿。1953年，他带着码头工人连夜搬运粮食，避免一船进口小麦霉变；1955年主持防台风，把成千上万吨物资转移到安全地带，群众拍掌叫好。可支部会议上一提到党籍，他总是沉默。
1957年，因工作成绩突出，他再次被批准入党。遗憾的是，十年后旧事重提，他第三次被打成“叛徒”，党籍再被取消。那年他已七十多岁。失去组织，等于被抽去了精神支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977年3月25日，湛江医院昏暗的病房里，他拉着王勖的手说：“组织会明白的。”说完，头微偏，心跳停了。治丧通知写得简陋，只有几位同事前来吊唁，花圈寥寥。
转机来自拨乱反正。80年代初，广东省老干部中有人提到谢育才：如果他是叛徒，何以宁愿死在监狱也不松口？何以不惜丢弃幼子去传递情报？线索逐渐汇集到中央。1988年6月，中央专案组调阅重庆、江西、广东三地档案。几份被尘封多年的审讯记录显示，敌人对谢育才写的“自首书”加过涂改，而他后续的拒降供词被整段删去。
结论水落石出：南委免于覆灭，与谢育才夫妇的越狱汇报密不可分；监狱里所谓“自首”只是计策。于是才有了那份迟到的文件。
王勖收到通知，同年冬天把丈夫骨灰迁入广州银河烈士陵园。她把通知原件仔细裱起，放进木匣。有人问她是否释然，她淡淡一句：“他该在这里。”
七十年风雨，一个老党员起起落落三次被打成叛徒，最终靠历史本身说话。与其赞叹平反，不如记住那些关键节点：1942年的假自首、逃狱、紧急情报；1950年代的港务现场；1976年的第三次打击。每个转折都是实实在在的血与汗。
试想，没有那一次深夜翻窗，华南地区的党组织能否稳住？没有反复申诉，档案又什么时候被重新打开？谢育才留给后人的，并非悲剧剧本，而是对信念的固执。
有意思的是，当年抢走谢继强的庄祖方在香港老死前，写信称“养大孩子，是出于人性”。这封信现存湛江档案馆。一纸感慨，道尽时代复杂，但也更加凸显谢育才与妻子的选择——政治立场明明白白，人情温度仍在人性之内。
谢育才没看到平反，却用一生把“叛徒”二字踩在脚下。文件到来时，人已逝，名却归。历史对他不算慷慨，却终究给了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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