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2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刚结束。代表们陆续起身时，周恩来没有立刻离开，他捧着文件走向毛主席。两位领袖凑在桌旁交换材料，会心而笑。就在那一秒，角落里的吕厚民扣下快门，取景框定格了后世称颂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照片画面里看不见闪光灯的侵扰，全是朴素的工作状态，却扑面而来一种伙伴式的亲密。吕厚民后来坦言，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原因很简单——“那天我什么都没指挥，镜头自己说话”。
镜头背后的人，其实出身并不显赫。1928年9月，吕厚民出生在黑龙江依兰县。一场九一八事变让他的童年蒙上屈辱阴影，日本教员随手一个耳光，都足以点燃少年心底的火。解放后，他进了县师范当教员，本以为会在讲台上度过一生。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来招人，他误打误撞进了照相科。那是一间堆满化学药剂的暗室，他第一次摸到显影槽时，已经悄悄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干了不到两年，吕厚民就被调往新组建的北京电影制片厂。1950年1月，他又收到一道更“离谱”的调令：去中南海警卫局第四科，专职给中央领导拍照。提着行李进大门时，他甚至还分不清各种型号的莱卡镜头，只知道这是“很神圣的差事”。
毛主席对身边摄影并不过度干预，只嘱咐一句：“别老围着我，多下基层看看。”这句话像钥匙，打开了吕厚民的视野。1957年底，他转入新华社，蹲工厂、跑农村，当年拍下的《姑娘们纺线忙》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第二年，他跟团赴朝鲜，用车盖当脚架完成《欢送志愿军归国》。这幅作品后来在德苏两国摄影展上收获奖牌，为中国摄影界挣了面子。
1963年初，新华社电话打到毛主席秘书处，古巴国际摄影展邀请吕厚民领奖并访问。毛主席听完笑着吩咐汪东兴：“去问问小吕愿不愿意走一趟，机会难得。”吕厚民爽快回答：“想去！”就这样，他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因获奖出国的摄影记者。一个多月里，他在哈瓦那街头拍了几百卷胶卷，回国时行李箱被底片塞得鼓囊囊。
回到国内，他再次回到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小吕，古巴行怎样？”吕厚民简要汇报。毛主席一句“短小精悍”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昵称。接着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主席的“摆拍”。某天杭州，计划会晤外宾前的空当，吕厚民抓住机会：“主席，能给您拍组工作照吗？”主席瞅了眼表，笑道：“行，赶紧拍。”于是毛主席提笔写唐诗、翻报纸，吕厚民连按数次快门。那是极少见的“配合拍摄”，也让外界第一次看到伏案疾书的毛主席。
另一回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偷偷在大厅挂上一张世界地图。主席路过时果然驻足研究，吕厚民迅速完成取景。照片里，毛主席的目光落在亚非大陆，那副“运筹帷幄”的神情后来被多家媒体反复引用。有意思的是，这其实并非摆拍，而是摄影师的小机智。
摄影工作以外，毛主席对这位小同志关怀备至。1957年吕厚民调离中南海前，他开口索要题字。第二天，一张写着“吕厚民同志存念——毛泽东”的名片递到他手里。字不多，却让他视若珍宝。六十年代，吕厚民全家在江苏农村生活拮据，一度情绪低落。信件送达北京三天后，毛主席批示恢复他的工作。这样雪中送炭的情义，让吕厚民铭记终生。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消息传来时，吕厚民正在外地采访，未能赶赴医院，留下深深遗憾。自那年起，每逢9月9日或12月26日，他都会出现在纪念堂。瘦小身影在人群中并不起眼，却一次不落地排队鞠躬，仿佛仍在执行过去的拍摄任务。
进入八九十年代，吕厚民把大半精力放在整理老底片。北京、上海、广州乃至美国、日本的展厅里，人们第一次集中看到那个年代的珍贵瞬间。评论簿上，熟悉的留言时常出现：“多亏您，才知道领袖工作时是什么样子。”对于这样的赞誉，他只是笑笑，把笔记在背包里继续赶路，“照片要到更多地方去”。
2015年3月9日，吕厚民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六岁。统计显示，他为毛主席拍摄的照片超过三千张，散见于海内外报刊、教材、展览。那张1953年的经典合影挂在他工作室最显眼的位置，玻璃后面隐约可见岁月磨出的划痕。有人问，这张照片到底好在哪？朋友给出的回答颇为朴素：“它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时刻往往发生在散会后的几分钟，而有人恰好看见，又恰好摁下了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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