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5日的黄昏，纽约第五大道车流不息，中国代表团翻译章含之在雨幕中拐进一栋褐石公寓。当门铃响起，那位曾经在巴黎和会叱咤风云的顾维钧扶杖而出，神情依旧挺拔。她此行带着一句口信——“主席希望您有机会回大陆看看”。一句话，让客厅里的空气瞬间沉静，钟表的指针滴答滴答，像是在提醒两代外交人共同经历的半个世纪波澜。
顾维钧年近九十，听罢微微颔首。随后，他反而主动询问北京的交通、工厂、学校，问题细致到长江大桥的通行量。章含之回忆，那晚他兴致极高，连水杯都握得很紧，仿佛要把每一条信息都攥在掌心。简短的寒暄过后，老人向窗外望了一眼，道出一句意味深长的感慨：“我的根，还是在那里。”
时间拨回二十三年前。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回响北京城，同一刻的华盛顿，顾维钧正坐在双橡园的书房里。他知道，满墙的请柬很快会失去意义。不到一年，英国、印度、斯里兰卡相继承认北京；而在酒会上，那些昔日盟友与他擦肩而过，有的甚至换了杯子也不再寒暄。外交社交场所的冷场，比任何通电都残酷。
更尴尬的，是国民党自身的分裂。蒋介石退守台湾，李宗仁滞留美国，阎锡山盘踞重庆，一边一个山头，一人一套说辞。顾维钧暗自形容自己像“驿站里的老马”，每走一步都踩在裂缝上，却还得保持仪态。他早在1948年就对助手金问泗透露过退意，只是担心临阵抽身会让华府干脆把大使馆降为代办处，蒋介石也抓不到更合适的替补。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台关系短暂回暖，蒋介石态度随之生变。1954年，他以“考试院长”闲职诱他赴台；1956年干脆电召面议。顾维钧心知肚明：这趟行程是谢幕。他索性顺水推舟，提出辞职。蒋介石挽留不果，道别时止步于起居室门口，少了往日的客套。2月28日，他正式递交辞呈，5月8日收拾好在双橡园的最后一只行李箱。
离开官场后，老人原以为可以彻底隐退，却被台北推出来竞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那一年，美国为了安抚日本，足足在大会上斡旋十余轮投票。1957年1月，顾维钧才在海牙宣誓就职。十年任期里，他参与审理十七宗案件，书面意见措辞简练，仍能看出年轻时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练出的严谨逻辑。
1966年，台湾希望他再战海牙。他以“年迈”为由推辞，却拗不过一再恳请，勉强答应，只是要求美国表态支持。美国此刻另有盘算，建议他主动退出。老人读罢电文，苦笑着写下辞函——那封信字迹清秀，落款日期10月6日，此后便再无官衔束缚。
真正的退休生活从纽约公园大道开始。顾维钧每天九点起床，用一小时边吃早餐边读《纽约时报》，午后必散步，再回家挥毫泼墨。他的水墨多画梅兰竹菊，落款常署“小圃主人”，透着文人气。偶尔遇到抢劫，他规规矩矩掏出几美元，还调侃自己“不能让对方白跑一趟”。朋友听了哭笑不得，说这像极了他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圆滑。
游泳、麻将、习字，活动围着公寓方圆两公里兜圈，却阻挡不住思乡的情绪。嘉定的塌棵菜、罗汉菜、江南的秋雨，都成了餐桌与梦里反复出现的意象。写给友人的信里，他会夹带汉诗：“白云底下望山河”，再不提华盛顿的灯火。
1971年，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一年后尼克松访华，风向彻底变了。毛泽东得知顾维钧仍在纽约，指示章含之“顺道拜访”。在中南海，他专门交代：“告诉顾先生，时代不同了，欢迎他回来看一看。”语气既尊重又笃定。有人担心老人犹豫，主席只答四个字：“以诚相待。”
于是有了开头那场会面。章含之收到的指示很简练，却掷地有声。餐桌上，顾维钧沉默几秒，回以一句英文：“I shall think about it.”随后补上一句中文：“有机会，我想踏上那条黄浦江边的马路。”八个字，道尽乡情，也露出隐约的顾虑——他担心身体，担心旅途，也担心多年政治身份带来的微妙尴尬。
遗憾的是，机会终究没等来。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曼哈顿寓所安静离世，享年九十八岁。临终前，他把明代“嘉定四先生”墨迹交给女儿顾菊珍，嘱托她“替父还乡”。1983年，顾菊珍已先行完成探亲，用三只木箱把字画捐给上海博物馆。那一刻，顾家老宅的门槛虽已翻修，族谱却稳稳续上了。
老人离开人世后，纽约时报仅用短短两段报道此事；而黄浦江边，研究近代外交史的学者把他与伍廷芳、顾维钧、王宠惠并列，称其为“民国三巨擘”之一。章含之后来回忆：“那天的公寓里只有一盏落地灯，却照得人很亮。”灯光之外，是一个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三重剧幕的生命轨迹。他没能亲眼看见大陆高速路两侧的霓虹，却在弥留之际，仍念叨着江南秋雨——那句“我的根在中国”，始终没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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