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当上国家元首，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1938年，全世界的报纸，从《纽约时报》开始，都在说一个怪事：中国的国家元首林森，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上了前线，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这消息一下子把那些等着看中国笑话的外国人给砸蒙了。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那个总在重庆官邸里待着，像个摆设一样的中国主席，不光是个盖章的老头。
他还是个爹，一个把亲儿子推进绞肉机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的爹。
这事儿背后，藏着一个人的大半辈子。
这辈子，他没家，或者说，他的家，太大了。
1932年的元旦，南京城里还透着新年的喜气。
64岁的林森搬进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官邸。
说是搬家，其实就俩跟了他多年的旧木箱子。
身边的人都客客气气地问，主席，夫人的住处安排在哪儿？
孩子们呢？
林森摆摆手，声音不高，但清清楚楚：“我一个人。”
就这四个字，把他这几十年的苦辣酸甜全给装进去了。
林森这辈子，底子里就透着一股凉气，一股子孤单。
这事儿得从他年轻那会儿说起。
25岁，结发妻子就病没了。
后来，好不容易跟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妹有了感情，眼看就要成事，他又一头扎进了反清的革命里，整天东躲西藏。
家里人哪等得起，就把表妹许给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
姑娘性子烈，跑来找他，说咱俩跑吧，去哪都行。
可那会儿的林森，心里头装的是天下，是四万万同胞，儿女私情，他觉得得先放一放。
他劝表妹等等，等革命成功了，一切都会好的。
他以为只是暂别，没想到是永诀。
没过几天，消息传来，表妹上吊了。
等他疯了一样跑回去，看到的只是一口冷冰冰的棺材。
这事儿在他心里剜了个大口子，一辈子都没愈合。
打那以后，他就再没提过续弦的事。
有人说，他悄悄把爱人的遗骨收了起来，藏在身边，走到哪带到哪。
这像一个承诺，也像一道枷锁。
从那天起，他的“家”没了，就只剩下“国”了。
从在台湾跟着刘永福打日本人，到后来在九江闹起义，再到跟着孙中山南下护法，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停不下来的奔波。
直到二十年代，他年纪也大了，看着别人儿孙满堂，心里头那点空落落的感觉才又泛上来。
在朋友的撮合下，他把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叫林京的，过继了过来。
这孩子聪明，懂事，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那间空荡荡的心房。
他把这辈子没处使的父爱，一股脑全给了这个养子。
他花大价钱把林京送到美国去念最好的大学，就盼着他能离政治远远的，当个学者，或者做个实业家，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别像他一样，活得这么累，这么苦。
可人算不如天算，时代的大浪打过来，谁都躲不掉。
1931年，沈阳城外一声炮响，把整个中国都震醒了。
东北丢了。
那会儿的林京，还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里，闻着书香，规划着自己光明的未来。
突然，一封从国内发来的电报递到他手上。
电报上没有一句多余的问候，只有两个字，冷得像冰：“速回。”
这两个字，是爹的命令，也是国的召唤。
林京没半点犹豫，书本一合，宿舍一退，买了最近一班回国的船票。
船开的时候，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自由女神像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在海平面上。
他心里门儿清，这一走，安逸日子就到头了，前头等着他的，是战场。
1932年初，林京回到了南京。
爷俩见面，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家长里短。
林森的头发更白了，看着眼前这个一身洋气、英挺精神的儿子，半天没说话。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话跟电报一样短：“你去前线。”
林京也只是平静地问：“去哪儿？”
“傅作义那儿缺人，你英文好，先去他那儿当个秘书，帮着跟外国人打打交道。
这场仗，短不了。”
说完，林森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就又转身去看桌上堆成山的文件了。
那个背影，林京看在眼里，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是一个爹在割自己的心头肉，也是一个国家的头儿，在给全国人做样子看。
林京就这么去了傅作义的第35军。
那时候的军中秘书，可不是坐在后方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的。
部队走到哪，你就得跟到哪，枪子儿可不长眼。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全面战争爆发。
傅作义带着部队开进了山西，林京也跟着去了。
他一头扎进了忻口战役这个血肉磨坊。
二十多天里，日本人的飞机跟大炮，跟不要钱似的往下砸，阵地白天丢了，晚上他们再夺回来。
林京就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里，翻译文件，联络盟军，接待跑来采访的外国记者。
有个美国记者问傅作义：“将军，这仗打得这么惨，山西还能守住吗？”
傅作义眼睛一瞪，吼道：“守不住也得守！”
林京把这句话翻译给记者听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都带了点颤。
他想到了南京那个爹，那个把整个国家扛在肩上的老人。
他知道，不光是傅作义，包括他自己，还有身边这千千万万的弟兄，都没退路了。
太原保卫战，成了林京的最后一站。
日本人把飞机、坦克、重炮全用上了，太原城成了一片火海。
林京在战斗里受了伤，城破之后，他跟着零零散散的部队退到了晋西北的吕梁山里。
那地方，天寒地冻，没吃的，没穿的，伤口发炎都没药治。
有人认出他，劝他赶紧回后方去，凭他爹的身份，回去养伤没人敢说啥。
林京只是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我爹都没跑，我往哪跑？”
1937年冬天，在一场不起眼的反扫荡战斗里，林京就这么消失了。
没人知道他具体是哪天死的，怎么死的。
他就跟那场战争里牺牲的几百万中国军人一样，没留下一句话，没留下一块墓碑，就那么融进了那片黄土地里。
消息传到重庆，已经是1938年的事了。
那天，林森正在主持一个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前线的战局。
秘书蹑手蹑脚地走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
他打开，扫了一眼，捏着笔的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然后，他把那张薄薄的纸，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上衣口袋，抬起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开会。
等所有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从天黑坐到天亮。
第二天，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还是那个不苟言笑、埋头工作的林主席。
没人知道，这个老人的天，已经塌了。
他唯一的改变，就是让秘书把林京的一张照片，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后来有记者旁敲侧击地问起他儿子的事，他沉默了好久，才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抗战到底。”
这四个字，通过电波传遍了世界。
它不光是一个国家元首的政治宣告，更是一个失去了唯一儿子的父亲，用余生立下的血誓。
从那以后，林森活着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工作。
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盯着桌上儿子的照片发呆。
有一次，警卫员半夜进去送文件，撞见他正对着照片，老泪纵横，嘴里还念念有词。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林森代表中国，向德、意、日三国宣战。
当他拿起笔，在宣战书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在场的人都看到，他的手，稳如泰山。
1943年，林森在一次外出时遭遇车祸，引发脑溢血，很快就病危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抓着秘书的手，用尽全身力气问：“林京的照片呢？”
当他摸到那张冰冷的相框时，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流了下来。
他嘴唇翕动，身边的人只听到一句微弱的呢喃：“我对不起他…
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他不是后悔把儿子送上战场，而是在为一个父亲最基本的天性而自责——他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他被安葬在重庆的歌乐山，坟墓很简单。
他的儿子，那个叫林京的年轻人，连尸骨都没能找到，永远留在了山西的群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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